古玺印研究专家孙慰祖先生

2015-06-17 16:43作者: 未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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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收藏与著名古玺印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先生的独家对话。

 

日前,盛世收藏的艺术文化沙龙活动特别邀请到著名古玺印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先生,为盛世藏友带来一场中国古代玺印审美与辨伪的知识飨宴

 

盛世收藏网艺术沙龙活动现场

 

孙慰祖先生幼习书法篆刻得翁思洵、顾懋钧先生指授,继师韩天衡先生。又从马承源先生攻习玺印篆刻鉴定研究。孙先生在玺印研究领域钻研甚深,对玺印的起源、制作工艺、断代辨伪、资料收集、印人印史、艺术鉴赏等诸多方面皆有论著行世。曾先后应香港、澳门、台湾日本、澳大利亚、美国、阿根廷、俄罗斯、瑞士、马来西亚、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诸多专业机构邀请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孙慰祖先生与盛世收藏创始人张宇晖先生

 

在盛世收藏的艺术文化沙龙活动中,孙慰祖先生与大家分享了多年来的玺印研究成果和心得,还展示了许多此前不曾披露的珍贵馆藏及资料图片,见解独特,大家听得屏息凝神,提问和签售环节更是气氛热烈。盛世收藏小编也趁机采访到孙先生幼年学习篆刻等许多趣事及孙先生对于目前古玺印研究的观点和思考,独家内容,别无分号哦。

 

盛世收藏 × 孙慰祖先生

盛世收藏:您幼时即习书法和篆刻,那时候会觉得书法和篆刻枯燥无趣么?

孙慰祖先生:我8岁起练毛笔字。11岁学刻印。第一方印是自已的名字。第一方闲章是“学雷锋”。开始临帖是有点枯燥,父亲的督促让我坚持。舅舅又给我讲他小时候外公拿着尺子站在后面,写的不认真就啪一下落在头上的经历。后来,老师画的红圈渐渐多起来,是很大的激励。刻印过程比较好玩。每周六放学后,吃个三分钱的大饼,三个五年级伙伴背着装好石章、用具的书包,走向教我们篆刻顾懋钧老师的学校,灯下写印稿、练刀法。1965年冬,我和同学黄家龙很用心地刻了一套毛泽东咏梅词印稿,翁老师为我们题了签,兴致勃勃地寄给《少年文艺》杂志。几个月后的结果是退稿,不免有点诅丧。那封油印的退稿信还保留着,那时候的编辑很认真。

 

1964年,嘉定古猗园。三人的篆刻组。

 

盛世收藏:小时候学习书法和篆刻时有什么记忆深刻的故事?

孙慰祖先生:手执毛笔,字总写到格子外面,急得哭。舅舅写的一手好书法,我羡慕极了。爸爸去朵云轩写回一本颜真卿多宝塔字帖,让我每天做完功课就练字。四年级时,学校办了一次书法展,我居然被选上了,于是学大人的样,用祖父留下的石章自已刻了一方印盖在习作上面。指导老师翁思洵见了,把我叫到办公室鼓励一番,还让我晚上到他家里看旧碑帖、印谱。这一下我更觉得书法篆刻很深奥也很有吸引力,结果几十年走在了这条小路上。

盛世收藏:您开始学习篆刻最早临摹的中国古玺印是哪一枚?

孙慰祖先生:武陵尉印。读小学期间在顾老师那里借阅《怎样刻印章》和《篆刻参考资料》,临摹了一些古印和吴昌硕、齐白石的篆刻。后来从70年开始,又重新临摹古印,包括摹写(主要为了保存资料)和摹刻,前前后后共有2100余方。

 

1973年,江西按福挡头山下书斋之梦

 

盛世收藏:您是如何走上玺印鉴定研究的学术道路的呢?

孙慰祖先生:青少年时代富有好奇心。《十万个为什么》成为畅销书,就是抓着了这一心理特征。学习书法,慢慢就想弄明白书法的。同样,看到古印,名家篆刻,心里有更多的问题,除了向老师讨教,还想自己找书看,求解许多想法,见到书和印谱就抄录、摹写。后来到了军垦农场,仍然以写字、刻印为乐趣。1971年写信向韩天衡老师请教,他回信中说“不要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要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句话这对我触动很深。80年韩老师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让我随他去西泠印社抄录、校对明清印论文字和印谱序跋,读了几百部印谱,近百万字的前人印学论述。我一边工作,一边随手作笔记,这一阶段可以说为我进入研究初步铺垫了专业文献基础。

1985年起,我在马承源老师指导下全面搜集秦汉南北朝官印和封泥资料,编撰《两汉官印汇考》一书,这中间,鉴真辨伪和断代是第一步的工作,也是以往玺印研究中比较薄弱又缺乏系统理论的环节,而作为文物工作者,去伪存真的眼力是一项基本功。因此,几十年来,我始终将此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先后在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家那里鉴看了五万方以上古玺印和明清篆刻文物,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这一方面,马承源老师曾给了我很重要的教益。

 

1994年,在小林斗庵书房鉴赏藏品

 

盛世收藏:您认为国内的古玺印研究现在的热点是什么?有哪些课题是应该开掘的?

孙慰祖先生:近三十年来,古玺印研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了过去,群体性聚焦点也确有一定的转移,如汉印,古玺、秦印、封泥,都经历过阶段性热点。当然,象古玺文字、玺印封泥史料考释,传世玺印断代辨伪等始终是一些研究者持续的课题,因为这些方面或有待深入,或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带来新的探索空间。总体上看相比于艺术鉴赏而言,古玺印史料的研究仍然是当前的重头。

收藏的热点与学术趋势有联系,但并不同步。往往是学术研究的动态影响收藏观念。收藏界又往往较快接触到新的资料信息,带出研究的问题。

 

1999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作演讲

 

盛世收藏:您受邀出访过世界各地许多大学和研究文化机构做学术交流,国外对中国古玺印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国内外应该怎样互动以推进中国古玺印的研究?

孙慰祖先生:这是一个大题目。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过一次中国古玺印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学者以中国内地为主。这个结构反映了古玺印研究的主要队伍在中国。近几十来,港、澳、台地区热衷玺印收藏的群体也在形成和提升。除了如澳门珍秦斋、香港松蔭軒等有规模的玺印、印谱个人专题收藏以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等公立机构也有较多的玺印藏品。域外对中国玺印的收藏和研究,日本是最重要的一脉,这和书法篆刻在日本的传布发展有关。清末以来日本文人阶层形成收集中国古玺印的热潮,藤井静堂、中村石庼、中村不折、太田梦庵、大谷秃盦、大西行礼、园田湖城等都是日本近代较著名藏家。还有横田实、小林斗庵等成系统地收藏中国印谱。菅原石廬、桥本开等则是近几十年新出玺印的收藏者,所藏颇具体系。印行中国玺印谱录和研究印史的风气,近百年来在持续未衰。

西方如美国、英国的几家博物馆,也有一些零星的收藏,多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提供。中国玺印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并未引起专业层次的介入。像早年曾在台湾大学完成《先秦玺印与西方印章比较研究》硕士论文的钟雅伦那样对中国玺印作出过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为数很少。1997年英国出版Dominique Collon:《7000 YEARS OF SEALS》一书,是西方研究世界各地区古代印章的权威性专著,但论及中国印章还是从几十年前我们的篆刻普及读物上移植的那几页内容。2009年《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中、英文两版)一书出版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屈志仁写信给外文出版社,坦言“篆刻是最后一个至今未受西方足够关注的中国主要的艺术形式。现在终于有了一部论述中国印章艺术的发展历史及其美学的权威论著。”由此可见,实物和谱录资料的占有程度和中國玺印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它的研究中心所在。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视角,对于我们长期习惯于旧金石学立场的研究模式,具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西方学者也对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文明的印章作过考古学研究,这对于将中国印章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作出共性与个性的审视,也有积极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不太关注。

 

2004年,在阿根廷会诊中国文物

 

2009年,在日本大阪古印研讨会

 

盛世收藏:对于古玺印的爱好者和刚入门的收藏者,您有一些什么建议?

孙慰祖先生:从唐代以来,古玺印都是文人雅士们的一种趣好。作为一种文字遗物,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历史文化信息。中国古玺印与其他地区的印章,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她的文字还活着;经过一次华丽转身又与篆刻相互链接,成为印章艺术的又一形态,因而中国玺印的艺术精神也活着。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价值,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玩赏之物。因此我提出“印之为艺”与“印之为学”两个立场、两个研究归宿。

坦率讲,鉴赏古玺印,对我们的文化准备要求更高。从收藏渐而提升学术修养,再进入研究层面,是过去金石家的传统。这至少第一步需要系统地而不是片断地研读中国印史专门著述,了解中國古玺印的发展演化谱系,掌握断代辨伪的基本学理。这样在收藏活动中可以保持最起码的判断力,避免盲目性;可以从中品味出丰富的文化含量,透过视觉快感寻找到更深刻的精神愉悦。

 

2005年,在河南平舆调查汉代遗址

 

2010年,在江苏大云山汉墓发掘现场

孙慰祖先生作品欣赏

古风系列 阿部幸子

 

古风系列 即之也温

 

秦风系列 冬至

 

秦风系列 笃行

 

汉风系列 可斋监造

 

汉风系列 司牧将军章

 

唐风系列 恭宽信敏惠

 

唐风系列 快雪时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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