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龙”在湘西辰溪出土?

东方收藏A · 发表于 2011-9-19 10:57:30

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以沅澧二水为中心的环洞庭湖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正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有趣的是此区间的许多古地名隐含着上古文明玄机，比如史前期的“中国第一古城”遗址就发现于澧县城头山之下，据考证会同县连山乡竟然是炎帝连山氏首创《连山易》的地方。本文提请关注另一个古地名——辰溪，即湖南辰溪县：“辰”，在古代记时用的十二生肖中表象为“龙”，辰溪与中华龙的起源有关吗？

辰溪古又称“辰阳”，地处沅水及其支流辰水（别名“锦江河”）的交汇处，屈原《涉江》所云的“朝发枉渚（zhǔ）兮,夕宿辰阳”，即其地也。探讨中华龙文化的渊源得从“辰”字说起。

《说文解字》说“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又“辰，房星，天时也”。意思是说：“辰”，代表打雷下雨的三月，是启动农耕的时令；“房星”即“辰星”或称“龙星”，二十八宿之一，“房星”出现之时正好是辰三月。“辰”，甲骨文写作“ ”，金文写作“ ”。吴绍宣《释辰》说：“辰即蜃”，一种螺蚌类硬壳动物，其字形为“蜃肉伸出蜃壳的运动状”。可见，“辰”字的发明与螺蚌类水生物有关。

“辰”字为何会与“龙”字结缘？《尔雅》说“龙为鳞虫之长”，传统观点龙即神化了的蛇类。“龙”甲骨文写作“ ”，金文作“ ”，都为弯曲的蛇类头顶着一个尖铲状的农具，表义为冬眠蛇类出蛰之时可启动农耕；蛇类出蛰一般在农历三月，所以三月又称“龙月”。

“辰”、“龙”二字虽然表义相似，但从其造字组成看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辰”更多地保着渔猎时代的特征，而“龙”字则打上了农耕的烙印。

令人振奋，有资料表明：就在辰溪县境内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龙图腾，年代接近距今8000年！

2004年岳麓书社出版的《洞庭湖区的龙文化》第54页明确记载：湖南考古研究所1993年于辰溪松溪口遗址发掘出以蚌壳为主要材料拼塑而成的龙形图。此“蚌塑龙”距地表 3米以下，位于由上而下的第11文化层；排列有序的蚌壳95%的为仰置，图案轮廓分明；据所发掘的局部“龙体”、“龙爪”推算，整个龙长达10多米；“龙背”负三角形“龙星”即房、心、尾三宿，标志着“龙”与天象有关。

据介绍，辰溪“蚌塑龙”是《洞庭湖区的龙文化》作者杨青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研究员共同研究确认的。杨青此著曾获湖南省第八届社科三等奖，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为其所作的《序》，评价其所用证据“言之凿凿”。相信“蚌塑龙”的结论不会有误。

查新网上资料，报道称“发现中国最早龙图腾”的有：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3700年：甘肃临洮（táo）发现一件龙形图案的彩陶，距今4000年；湖北黄梅焦墩发现石塑龙图案，距今5000-60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墓葬内发现“鲜活”龙、虎图腾，距今6000年；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石塑龙，号称“距今8000年”，其实际年代“距今7600±95年”（更何况此石塑龙证据不充分，多数专家不予认可）。

据2001年《文物》第6期《辰溪松溪口遗址发掘简报》，辰溪蚌塑龙出土文化层年代相当于“高庙遗址下层文化早期”（高庙遗址距松溪口约30公里）；又据2006年《考古》第7期《洪江市高庙新石器遗址》：高庙遗址早期文化层“不晚于距今7800年”。可见辰溪蚌塑龙比所谓的阜新石塑龙还要早出100多年，是名副其实“中华第一龙”。

我们说“辰”字发明与螺蚌类生物有关，松溪口出土的拼塑龙用的正好是蚌壳材料！近年考古部门在辰溪县的松溪口、征溪口、柿溪口、火马冲、潭湾等沿河地带发现众多1万年以来的贝丘遗址，并与新石器农耕遗址相衔接。所谓“贝丘遗址”即指人类聚居遗留大量螺、贝、蚌、鱼、鳖等骨壳堆积而成的遗址。这说明有一支以螺蚌等水生物赖以生存的古人类在这里世代繁衔，从渔猎走向农耕。

笔者以为，辰溪的“辰”字最初的表义可能是指这一盛产螺蚌河段的专有地名、或代指这一特定区域的“辰部落”；这里与沅水交汇支流称之为“辰水”或“辰溪”就是证明——据唐《十道记》，至迟在“楚子灭巴”的西周晚期，做为“五溪”之一的辰溪即有其名；若以考古发现“辰砂”（即朱砂）为据，“辰”之地名可上推到7000年以前。或许是“辰部落”在发明农耕过程中，最早发现和确定了龙（蛇）的出蛰和“三月农时”的对应关系，后人引伸之，使“辰”字也具有了“龙”字的含义。

“中华第一龙”得已在辰溪出土，反过来也证明中华龙为“辰部落”首创。中华龙舟从辰溪“起航”,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中华大地到处有龙文化的“影子”。

相对而言，辰溪的龙文化似乎更加厚重，具有“原生地”的特征。比如辰溪带“龙”字古地名特别多，如“龙生地”、“龙门溪”、“龙阳山”、“天龙冲”、“龙来坪”、“龙头垴”、“龙埠江”、“二龙洞”、“小龙门”等，几乎每个地名背后有一个与龙有关的美丽传说；比如境内与“龙”有关的古庙古庵很多，如“龙王庙”、“龙神庙”、“龙头庵”、“九龙庵”、“龙云寺”、“龙胜观”等不下20处，这些古迹大多重修于明清时期，其始建年代谁也说不准；再比如辰溪的“龙灯”、“龙舟”等民间活动总是那样深入人心，经久不衰。

民俗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我们不妨以“龙舟竞渡”为例追根溯源，看看辰溪是不是中国龙文化的“原生地”。

辰溪旧志载：每年“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沅辰水道龙船如箭，锣鼓如雷，观者如潮”。当地人总以为一场龙舟赛胜负与否可决定一个村寨的兴衰。老人口碑：传统龙舟多为“方头”大船，要求每条船有60人规模：3人坐镇船头挥练指挥，4人撑舵，1人舞腰旗，1人舞尾旗，1人打豉，2人吹锁哪，剩余48人划船。每年龙舟节赛前和赛后，各路龙舟“头人”要到龙头庵、龙神庙等寺庙烧纸祭神，祈祷龙神保佐所在村落无灾无难，五谷丰登（这也许是辰溪龙神寺庙众多的主要原因）。据说电影《血色湘西》中“龙舟赛”就是在辰溪黄溪口依照当地习俗拍摄的，只是其船体没有实际那么大。

《旧唐书·杜亚传》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者为胜。”这里的“江南”指点就是以辰溪为中心的沅水流域。有这样一个例子：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任朗州司马时曾慕名来到“辰阳水泽”看龙舟，并作乐府体《竞渡曲》记录了当时如醉如狂的壮观场面：“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杨桴（fú）击节雷阗阗（tián），乱流齐进声轰然……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见全唐诗：卷356-21）——“招屈亭”在今辰溪县城河对岸，后屡经修葺，民国24年重修时改为“迎屈亭”。

关于龙舟起源，较普遍的说法认为与拯救或凭吊屈原有关。依据是《隋书•地理志》有载：“屈原五月望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乃“为竞渡之戏，迅楫齐驰。”《荆楚岁时记》也说：“人伤其死，故拼命舟楫以拯之。”

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古人去拯救或凭悼屈原时不可能临时去制作龙舟；再者，在屈原生前所写《九歌》中已多次提到“龙舟”。如《九歌·东君》一诗就有“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的句子。.显然，龙舟的发明早在屈原之前。有专家考证，屈原被楚怀王流放楚辰阳、溆浦一带达三年之久，其《九歌》就是流放其间写成的。这可以将辰溪有龙舟历史上溯到战国。

辰溪县境西南有个龙泉岩建制乡，据《辰溪县地名志》，“龙泉岩”原名“龙船岩”，其得名源于当地一块刻画有龙舟图和神秘古文字的岩石。此石自然生成于乡政府所在地一个叫“凉湾”岩山上，1972年当地修水库取石料时被撬了下来，近年修市场被埋入废墟（县委宣传部拟组织力量发掘）。据辰溪县司法局退休干部谢伯胜介绍：此石长约1.5米，宽约0.9米，上半部的龙舟图形如弯月，船头有环绕的饰龙纹；下方有六个方格，其内各有一字，字体类似甲骨文；多少年来，这六个古字谁也不认得。以“龙船石”古文字为据，辰溪有龙舟的历史应该不晚于殷商。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笔者在辰溪征溪口遗址（与出土“蚌塑龙”的松溪口相距5公里）出土的一件褐色陶钵上发现有龙舟图案（见2001年《文物》第6期《辰溪征溪口遗址发掘简报》“图五—4”）。图案刻划的是一组“方头”竞渡状龙舟，船体宽大、豪华，可见其上“人头趱动”。说其“难以置信”，是因为此钵出土于该遗址的第12层，年代距今6800年，而且此“图案”与辰溪的现代龙舟形貌相符。

也许有人会斥问：六七千年前还处于石器时代，难道用简陋的石刀、石斧可以制做如此“豪华”的龙舟？请注意，考古在高庙遗址距今7000多年的文化层中发现有建房证据的“柱洞”及陶片上的“六层楼阁”图案；浙江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独木舟”实物（专家推测其制作方法是火烧加石器开凿）。笔者认为，“龙舟图案”的出土证明辰溪一带当时确有龙舟存在，只是作为绘画可能存在某些“艺术夸张”；这正如以“柱洞”为据当时有木建房屋是客观事实，而“六层楼阁”可能是古人的合理想象。

如果笔者对此龙舟图案的判断准确，可将中国龙舟历史上前推进4000多年，仅以“龙船岩”古迹为据，辰溪的龙舟也比史籍记载要早出近千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华龙舟是从辰溪“起航”的！

辰溪天生一块龙的“乐土”
如前所论，龙的生物原型就是蛇。什么蛇？杨青先生认为是一种比蟒蛇更大的蛇类：南蛇。其依据之一是洞庭湖区有民谣：“南蛇脱壳变成龙”（见《洞庭湖区的龙文化》第二章）。

《本草纲目》第四十三卷记载：南蛇，又称“蚺（rán）蛇”、“埋头蛇”，因常见于南岭而得名；此蛇“既洪且长”，“大者长数丈，径四五尺”，春夏伏于洞口或山林间，司机“吞鹿及山马”，“鹿消尽，腹中骨可破鳞而出”。此蛇因体大而“行动迂缓”，“性难死”，但人“满头插花”擒之，它“注目不动”，可“逼而断其首”。“土人截其肉作脍”，视为“珍味”。

“南岭”是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及广西边境山系的总称，辰溪属于南岭的范畴。

1994年版《辰溪县志》第877页记确：上世纪七十年代境内接连出现两桩“奇闻异事”：一是1976年9月的一天下午，龙泉岩乡搞潭溪里“突然一股砂石呈柱状冲起，约10余米高，而后散落”；二是1978年7、8月间，龙泉岩、石马湾一带“间或有排球大小火球从田野、溪河里腾空而起”，至“10余米高”后“自行熄灭”，“火球呈红色，无光芒”。如此“奇闻异事”在笔者看来，正是“龙”即南蛇在显露行踪。

据笔者所知，南蛇有“喷砂”的习性，也是1976年（这一年正好是“丙辰”龙年），会同县连山乡一河湾处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喷砂”情况（喷出带砂的“水柱”），后有人发现该河湾处有“水桶粗”的大蛇出没，附近有贯通阴河的洞穴。如此大蛇当然是南蛇了。神秘“火球”出现，笔者以为也是南蛇的“杰作”。秋夏夜一些古坟山有时“冒鬼火”，科学证实那是墓内尸骨腐化产生“磷化氢”气体外泄所致，此气常温下可以自燃。同理，南蛇消化大型动物后腹腔内也可能产生类似气体，而蛇之吐气因口形的张合可使吐出的气体成团状，所以自燃后会变成“火球”。可为之佐证的是，据2011年3月14日《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北部湄公河流域每年的九、十月间都会有“数百个红色的火球从河面腾空而起，直入云霄，吸引大批人群前往观看”；报道称科学家对此困惑不解，而当地居民则普遍认为“火球”是盘踞此间的一条大蛇吐出来的。
如此粗俗、笨重的南蛇，怎么会演变成可“飞天入地”的龙？杨青先生没有深入研究。笔者以为，龙的产生或许源于古人的一种错觉：打雷下雨会产生雷电，此时出洞活动的蛇类、特别是大蛇常常会遭到雷击（因蛇类带有与积雨云相反“正电荷”），古人很可能是把由此产生的闪电想象成了蛇的化身即龙。所以古人崇拜的“金龙”既像一瞬即逝的长长的闪电，又保持了蛇的基本体形；所以在古人发明的反映农事季节的“八卦图”中，龙代表着“雷卦”即“震卦”。王充《论衡•龙虚篇》也说：“雷龙同类，感气相致”，又说“蛟龙见而雨至，云雨至则雷击”。正因为南蛇个体最大最容易招致雷击，古人便朴素地认为闪电是由南蛇变来的；也正因为南蛇最大而又有益于人类，使古人产生敬畏心理进而形成原始的龙崇拜。

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和有毒农药的广泛使用，作为龙之母体的南蛇，在辰溪及周边广大地区可能不复存在。但不管笔者对“奇闻异事”的推断是否正确，我们应该相信《本草纲目》的记载、相信辰溪一带曾经有南蛇存在；我们更应该相信上古时期辰溪一带的南蛇不是稀有之物。

从上述情况判断，南蛇生存、繁衍的环境要有较高年温度、丰厚的森林和濒临水面的洞穴群。古之辰溪更合。“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这是屈原“夜宿辰阳”《涉江》所见的情形——古之“溆浦”不是指后来的溆浦县，仅指溆水汇入沅水处的“大江口”，《康熙字典》引《风土记》云：“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有研究表明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国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度以上（参见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气候迁变的研究》），那时候沅水流域的气候相当于今云南、泰国一带，鹿、山马等动物会更多，河水常年流量也会更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辰溪主体属于石灰岩地貌，沿河地带遍布溶洞，多有阴河，天生一块南蛇“乐土”。

确切地说中华龙是一个人文符号，代表着上古农事历法的开端。辰溪上古有南蛇存在只是有了生物原型，中华龙的诞生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即当时社会发展对农事历法有着客观的要求。

考古证实，距今7800—7400年其间，包括辰溪在内的沅水流域虽然总体还处于渔猎经济时代，但已明显表现出农耕的萌芽。如辰溪松溪口遗址下层文化出土的一件“A型白陶簋”，其上刻划有“双鸟从禾”图案（见该遗址《发掘简报》“图十—2”），此图印证了上古“象耕鸟耘”的存在。周边县市的同类考古中，溆浦枫香坪遗址出土过收割用“蚌镰”，鹤城荆坪遗址出土过“石镰”，新晃大洞坪遗址还出土过“稻谷壳碳化物”。这“满天星斗”的农耕证据，召示着原始农事历法的形成。

中华龙诞生于辰溪，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

辰溪不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龙图腾，也有中华龙诞生的民俗学、古生态学和历史人类学依据，理所当然是龙之故乡——中华龙文化的发祥地。

注：此文（择录于http://wwww.:8080/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78

）调研时，得到瞿春林、杨青、汪由荣、张必津、满延长、谢伯胜、刘本杰等同志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Bill · 发表于 2011-9-19 11:34:46

做广告也挺累的，不过广告地址已经被屏蔽了。
慢慢发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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