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中、后期的私铸与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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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巽

# v2 l* X& r& E3 s5 D4 R8 ~0 c+ A1、明中期私铸盛行下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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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衽纯纸币流通制度，开始禁用铜钱。明初曾出现的私铸，遂因止用钱而暂歇。自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起，至万历朝前共经十二朝，历时174年，据明各朝《实录》《明会典》《通典》《续文献通考》等史记载，可考知在此十二朝中，曾铸钱者仅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五朝，总计铸钱年份仅60年。其中，永乐朝计铸十五年，年铸额为十万贯。而其后期曾略超过记乐年铸额。隆庆朝仍仅铸二年，年铸额很少，远不及永乐年铸之数。故除明初洪武曾铸钱之外，明前中期174年的年平均铸钱额不及三万五千贯，铸钱额还不及北宋元丰年间的一年铸钱量。以上史实证明自洪武二十七年太祖颁禁用钱诏后，整个明前期及明中期的官铸行量与随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大幅度持续发展而不断迅速增长的社会流通货币需求总额之间，存在愈严重脱节，尤其在英宗正统初弛用钱之禁，恢复钱币合法流通后，就为私铸获利提供了很大空间，曲籍所记明代私铸之兴，是以正统时期为起点的。正统十三年，英宗亲征瓦剌兵败被俘，景泰帝代政后，在流通钱币总额中，私铸钱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致使社会流通钱币总体构成形成日趋势。至宪宗成化时期，私铸渐进盛阶段。已发展为新钱奸弊日滋局面。宪宗于成化十三年至十七年五年间三下严禁私铸及贩，用新钱之诏，说明当时私铸益趋昌盛之势已非诏令申禁与严刑所能遏制。考宗继位后至穆宗隆庆朝末，共四朝八十四年。其间，虽除正德朝外，弘治嘉靖隆庆三朝皆曾铸钱，但皆少。但不能满足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故私铸更盛。弘治末是惟行新钱，谓之倒好，正德年间，不铸钱，私钱更盛。

    武宗之后，前后相继的嘉靖，隆庆两朝，是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开始出现的重要历史时期，必形成更高社会流通货币的需求总额。其时虽白银货币进入流通，但因朝廷官炉制钱铸行的严重不足形成的钱币供需缺口更大，由私铸钱填补的，私铸钱在事实上成为当时流通钱币构成中的主体，世宗经对当时流通实际的审时度势，终于嘉靖三十年诏令钱法且从民便，行之十年再议。史述自此以后，穆宗隆庆四年又诏钱法季宜听从民便，不必立法纷扰这是有明一代经朝廷立法开放私铸钱流通最为彻底的决定。世宗，穆宗开放私钱钱流通的决策，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商品流通大发展需要的举措。名臣张居正在神宗万历五年，奉诏议事的奏答中有钱法一向通行之论说，可证自嘉靖三十三年世宗颂定开行小钱的新法起，至万历五年为止的二十余年间，钱法一向通行代替了往昔时常钱法不通的局面，应认为这是嘉靖，隆庆两朝革新钱法所获之实效。
在中国古代货币流通史上，私铸昌盛，私钱横溢者，皆致钱价下跌，物价腾踊，民生维艰的局面。但明代中期的私铸，虽发展至极盛程度，钱值与物价保持基本稳定，著名货币史家彭信威，著名明清经济史家黄冕堂《明史管见》等论著中对明代前，中期物价水平的对比论析，皆持相同意见。据记载的明前期粮价与绢布价的比较考察可知，洪武初，米价为石五百文。洪武后期各地米价大致为石钞八十贯合千文计之，米每石价仅为钱三百十余文。正统景泰年间粮价维持在石钱二百五十文至四百文间。成化前期粮价在石二百五十文至三百文上下，成化十六年前后，丰年米价二百五十文，成化末，米石价三百三十余文。弘治末，直隶河南折粮价为石三百至四百文。正德四年，直隶地区折粮米石四百文。嘉靖时，粮价随年景丰变动于石银三钱余至五六钱间，合制钱二百数十文至四百余文。嘉靖隆庆之交，京师地区麦熟，石价银四钱，合制钱约三百文，隆庆二年，苏，松地区输南京充官员用奉大米改折每石七钱，合制钱约四百九十文。上录史料表明与古代民生关系至密的粮价，在明前期大米常为石二百五十文至三四百文，最高五百文。明中期一般米价为石三百五十文至四百文，江南之平价。绢布价格变动情况与米粮基本一致。记载载洪武时期折银六钱，棉钱折银五钱，棉花一斤折银一钱。宣德四年，绢银三钱，棉布银二钱五分，棉花银五分。正统五年，浙江，安徽，山东等地，绢折银五钱。明中期仍稳定在价银五钱至七钱，最高价合制钱近五百文的价格上。明代棉布价则随棉花种植业和绵织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增加，价格不相应下隆，明前期棉花价从银三，四钱降为三钱上下明中期棉布大致稳定在银二钱至二钱五分间，明中后期隆为一钱余，不足二钱。至明后期天启初年，布价仍平，如辽海地区平机细布市场价仅为银二钱。

    以上史实，可证自明初太祖时期，经私铸盛行的明中期，止于私铸钱流通实行完全开放政策的明中后期之交的嘉隆时期，物价在私铸的愈昌盛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基本平衡，未见因私铸轻劣钱持续大量涌入流通而引发通货膨胀。即使在嘉隆时，一应私铸伪劣钱皆得奉旨开行的情况下，对物价未发生影响。原因盖如前论，即自英宗开放钱禁，在当时商货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巨量私铸钱涌入流通，只填补了随货币经济迅速发展不断扩大的流通钱币需求不足的缺口，尚未由此造成流通钱币总额明显超过社会待流通的价格总额。即使如嘉隆时期完全开放私铸伪劣钱流通，亦未致钱值下跌，物价上升，关键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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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明铸钱贬损，通货膨胀政策下的私铸猖行与物价腾踊

    神宗万历四年二月，开铸万历通宝钱。开铸之时定铸额为年二万锭明制，钱五贯为一绽，仍守永乐、宣德年铸十万贯之旧额而未有增加。开铸之后才渐增铸量，是年三月云南开局铸钱，四月又诏各省一体开铸。自正统弛用钱之禁以来，曾铸钱之诸朝不离永乐、宣德铸额之旧例始有突破。以此为起点，明代制钱年铸量才开始有实际意义增加，据《续文献通考，钱币考》等史所录，万历前期年铸量以万历十三年铸行额十五万锭为最高，已达永乐，宣德诸朝年铸额七倍半。万历二十年，开始进入明后期统治益趋腐化，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皆不断加剧的阶段，自万历中期起，及散会后继之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其中除泰昌朝为期不足一年，无甚举措外，天启、崇祯两朝皆视铸钱取利为弥补财政亏空之要途。铸钱贬损与铸钱膨胀政策，终成财政危机笼罩下整个明末时期不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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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E& t9 }7 F$ d1 p    万历二十年以至天启，崇祯朝，皆不断增炉广铸。万历三十年，户部及府、军、院机构皆遵旨附铸，仅此一年，所增钱炉总数达三百五十余炉。此后增铸更烈，天启二年，又新设户部宝泉局主掌铸钱事务，宝泉局垆钱炉数超过原主铸之务的工部宝源局三倍。崇祯时开铸之处与增加钱炉之数又较天启时大增，不仅全国各地遍立局、炉，并诏各镇有兵马处，皆开炉鼓铸，以资军饷。所增钱局钱炉，已不可数，史皆无比记其数。

0 ?' g$ c7 m0 l9 Y0 X, X+ r    晚明各朝铸钱贬损与膨胀政策，达成取利目标的手段。对此，统治集团并不讳言。如万历四十六年，户部官员应震奏言云今惟铸钱一法，可救助一时，亦可能通行经久。天启时期，熹皇帝还公然提出每年坐定铸息八十三万两的年赢年目标。为取更大铸量，就大幅度降低制钱质量，在晚明官员对铸息率的报告中，可知制钱铸息之巨。天启五年，户部给事中周汝谟奏言述鼓铸之利，子母相侔，铸百万铜钱则得百万之息对应于朝延铸息率大幅上升，制钱质量下降程度当亦是巨大的，而且形成晚明时期制钱质量不断恶化的持续发展过程。史述天启崇祯两朝制钱质量低劣情况曰：“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罢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以铅砂，百不盈寸。官铸钱与其时私然钱的低劣近同，渐形成明后期私铸猖的局势。统治晚明私铸大局的已不是一般民间私铸群体，而是与朝廷争夺铸息的宗室贵与高官。此类私铸集群持特权地位，猖行私铸，或私造于王府，或把持钱局，用官料、官炉，官工私铸，所铸之私钱则插入官钱混发，占有与制钱等同的发行渠道。有直接在京师等地设置兑钱铺，将私铸钱夹于货物中运输至京，与制钱搀和后，发买出兑。其史事可见于典记述，史述万历二十年后，形成时王府皆铸私钱，吏不敢计的情势。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御使张薄奏报钱法之壅，由王府私造，官法难加。天启三年南京湖广监察游凤翔奏报说，上自地方司官，下面铸钱大使，以及炉头等，无不人人染指，竞相沿为陋习。崇祯七年，内阁接获举发大学土钱土升、南京工部尚书刘定国操纵南京钱局，猖行私铸的揭报，内阁首辅大学士温体仁阅报后，虽惊叹南京官局，大量夹带私铸，非铜非铅，纯用伪物，薄小轻脆，以致铸息竟饱腹。但最终只能说尚书养望，不能问也。王府，高官私铸成本低，私铸数字之巨，获得厚，远超民间私铸。

. k5 L+ `$ `0 C0 V# p4 h8 e9 R6 ^    自万历时期开始大量增铸钱起，经天启继续增铸，尤其是至崇祯时期的无限度滥铸，造成当时流通领域的钱币额，大大超过受社会待流通商品总价格制约的社会性流通钱币实际需求总额，钱值暴跌，物价飞跃的通货膨胀局面的出现是自是其必然结果。晚明私铸的非凡猖獗和私铸继续涌入流通，不再是对社会流通钱币需要不足的补充了，成为促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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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中期起，钱值下跌，物价上升。有关记载，可知万历三十二年，救荒之平崃价为石值银六钱五分。万历四十三年，河南正兑米折价一度定为石银九钱五分，天启四年，官府米价石银八、九钱。崇祯五年，上海米价石银一两。崇祯十二年米价升到石价银一两八九钱。崇祯十三年，山东等地米价已涨至石银二十两，上海粮价已涨为谷万钱。天启年间，上海棉花价每斤银一分七厘。崇祯初，上海棉花涨三倍左右，达每斤银四五分。明前期每斤银一两的高价。史书皆缺明末绢布价的具体记载，幸考古发现陕西华州一座小庙上存有崇祯十六年的部分物价刻铭，其中所刻的布价，涨至每尽银五分。其他与民生有关的如副食品等物价，同样涨。洪武中期猪肉每斤价十文余。弘治正德时期猪肉每斤好钱七文、八文、牛肉四文。万历时北京猪肉每斤价十四文，牛肉十文，崇祯前期猪肉每斤价十五文至二十文，崇祯末则涨至每斤价一千文。洪武中期食油价每斤为十二文半。嘉靖时每斤十四文。崇祯十六年陕西清油价为每斤银一钱六分，当时银钱比价计约合钱三百数十文。洪武时盐价每斤三文左右。嘉靖后期，每盐一斤价四文余。万历中期曾涨为每斤十二文，崇祯前期，上海盐价至每斤十二文，崇祯十六年上海盐价达五十四文，陕西华州盐第十升银九分，每斤约合百文。洪武时茶叶价每斤十二文左右，崇祯末好茶价至每斤银一两，合钱二千文以上。

    从以上对明后期钱值下跌与物价上涨的考察，可证明后期通货膨胀的发展，是先从万历后期的缓和通货膨胀为开始，经天启至崇祯前期不断发展，终在崇祯末爆发为恶性通货膨胀。究其成因，则除明后期朝延铸钱膨胀与铸钱贬损政策下的无限滥铸，加以当时私铸的极其猖獗，数量不可胜计的滥劣官铸钱与私铸钱竞相倾入流通，以致进入流通的钱币量，超社会流通货币实际需求总额而造成的原因外，晚明时期的天灾人祸造成社会产品总额的严重萎缩，也是促进明末物，货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极度恶化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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