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考古问题

Emily · 发表于 2009-10-13 09:52:21

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
《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21日发表谢飞教授和朱日祥院士的文章《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研究之现状》（以下简称《现状》），对马圈沟旧石器时代考古提出一些问题，笔者作为问题的唯一当事人，应该予以说明和补充。

　　1.旧石器时代考古是完全依赖材料进行探索远古历史的一门学科，所以，旧石器的发现十分重要。但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必须实事求是，绝对不允许造假和故意歪曲事实。

　　2.泥河湾盆地堪称亚洲的奥杜威峡谷，这里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源丰富多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泽义等在1963和1965年分别发现峙峪遗址和虎头梁遗址，首先拉开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帷幕。从1972年开始，该所研究人员在这里就一直没有间断对古人类及其文化的追踪。1978年小长梁遗址被尤玉柱等发现后，探索的目标更多转向了下更新统，1981年，王文全发现东谷坨遗址，1990年，王绪堂发现半山遗址。1999~2002年，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项目和国家科技部攀登项目实施，在泥河湾盆地寻找更为古老的人类遗迹，其中马圈沟仍然是一个重点调查的目标。1999年，王明堂在马圈沟遗址下方地层发现菱角化石和动物化石，2000年，王明堂和白日有继续在这一带调查，2001年春天，白瑞华等再继续调查，在菱角化石地点地层剖面上采集到１件“石片”和２块哺乳动物骨化石，同年8~９月间做了试掘。据古地理环境研究，人类在泥河湾盆地几乎是连续生存的，在东谷坨一带的盆地边缘出露的地层，每一个层都有可能发现古人类遗迹。在马圈沟已经报道了8个文化层，目前还有新的发现，推测其实际数量更多，时间跨度更大。

　　3.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的较为重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或地点，它的意义是提供了较早时期人类在泥河湾盆地的生存信息。《现状》声称“马圈沟遗址自发现之日起，就被认为是泥河湾盆地内最为古老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笔者认为，泥河湾盆地最为古老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是一个需要长时期探索的科题。考古迹象显示，马圈沟一带地层深处还应该有更老的文化遗存。最新发现表明，马圈沟目前所有报道的文化层都已经不能算是“泥河湾盆地所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4.“马圈沟遗址”，正式公布于1998年，它是一个确定的具有特定时空的单独概念，2001年更名为马圈沟遗址第一文化层或马圈沟遗址第Ⅰ文化层（MJG-Ⅰ），彼此概念一致，属于全同关系，仅仅是名称符号的更换。现在的马圈沟遗址，是第三次概念的革新，包括了6个文化层，其中马圈沟遗址第Ⅰ-Ⅲ文化层已经分别等同遗址看待，其概念实际已经变成马圈沟遗址群语词的思想内容，具备了普遍概念时空开放的特性。原来的马圈沟遗址与现在的马圈沟遗址是下属关系或下位概念，彼此为种和属的关系，两者的概念外延和内涵均不相同。它们所在地层单位应该分别与层和段大致相对应。

　　显然，马圈沟遗址的时空扩充，存在偷换概念的逻辑罅隙。笔者综合考虑了遗址的概念与定义界定、与其地层单位的切合、马圈沟遗址群的完整性和名称的简洁，将马圈沟发现的古文化遗存按地层上下次序编排为Ma-h（见表），《现状》论其为“随意”的“再行排序，更换符号，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笔者不敢苟同。因为“科学”这个近代源于西方的语词，在英文词典中本意是：按有序方式编排的知识。笔者的编排，也未曾“将半山遗址也编排在马圈沟遗址的序列中”，“M”指的是“马圈沟遗址群”或“马圈沟”拼音文字的第一个字母。(见附表)

　　5.Mh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曾让国内外众多专家做过鉴定，所有明确表态者都给予肯定的认可。2006年，笔者请陈淳研究标本，共同撰写成文，2008年以陈淳、谢飞和卫奇三人署名在《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公布了发现报告：《泥河湾盆地马圈沟发现更早的旧石器》。在文章撰写过程中，笔者于2007年12月15日写信向谢飞局长请示汇报：“2003年朱日祥院士在马圈沟打井取样过程中出土的一件石制品，去年陈淳看到后认为值得报道，我交给他做了观察描述。你若能赏光，其报道将列为第二作者。”共同署名为的是共享其发现和研究成果，文章发表前对此均无表示异议。

　　《现状》指出标本“无从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定和支持”，不知“权威部门”设在哪里？

　　6.Mh地点出土石制品，发现于2003年6月30日，虽然发现在取样探井的出土堆上，但根据发现现场的时间和地点及其标本的附着物判断，层位基本上是清楚的。当时探井已经挖到采样的七八米深，石制品就出在这个位置，标本的地层根据毋庸置疑。地层测量是在探井废弃后进行的。这一发现，2005年8月笔者向朱日祥院士曾经当面口头汇报过。

　　Mh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得以及时抢救并予以报道，对于提升泥河湾的科学地位，看不出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尽管有关单位“2001年的议定”内容过去没有透漏，但是出于尊重，笔者曾向有关双方负责人作过汇报，《现状》声称“主持该项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单位毫不知情”，完全不是事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更是不存在前提的推理。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打开地层，谁的话真，谁的话假，自然分晓。笔者坚信，Mh地点相关层位一定存在更多的文化遗物。

　　《现状》说有关标本“只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才具备研究权限”，笔者无异议，当然问责也是必需的，因为保护责任比研究权限更为首要。2002年，泥河湾盆地农民曾发现几处旧石器地点（其中包括后来确认更为古老的黑土沟遗址），在笔者的建议下，将发现的标本及时上报并上交河北有关方面，但得到的报偿却是罚款5000~50000元的警告，严重挫伤了群众举报文物的热情。

　　7.Mh地点的标本，收集到石制品1件、马牙化石1块和骨化石12块，还有粪化石2粒，近年来存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笔者办公室。“标本的下落”从不隐讳。为了泥河湾的开发，研究报告特别注明，“标本存放在泥河湾博物馆”。泥河湾博物馆正在建设中，即使已经是具有法人资质的实体，标本移交也应该有个程序和过程，何况，有关文物管理部门目前尚无移交标本的时间限定。标本于2008年12月全部移交阳原县文化局。《现状》说“标本的去向又存有疑问”，显然缺乏认真调查，以此否认其发现，理由莫须有。

　　8.《现状》指出，“2001年，当马圈沟遗址发现另外两个文化层后”，此说可信。而“直到200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基本认定了在该遗址（指马圈沟遗址）文化层之下还存在两个包含文化遗物的层位”以及其他相关版本的说法是虚构的。

Emily · 发表于 2009-10-13 09:52:34

2001年7月13日，笔者向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李珺通报了在马圈沟遗址对面发现一处石器地点（Md）。第二天，笔者带领厦门大学蔡保全等到这个地点采样，到马圈沟见岑家湾村民白日有正在马圈沟遗址南边一个地点（Mc）挖掘，说是做一个地层剖面，后来又声明这个地点是2000年秋天放驴时发现的，表明发现不是在笔者的雇用期间。2001年8月25日笔者写信给谢飞局长汇报过关于Md地点的发现。直到2001年8月笔者对Md地点进行试掘之前，只听蔡保全说过在马圈沟的马圈沟遗址下面地层发现了石制品，还特别声称不在马圈沟遗址对面，是在靠近沟口的地方。但经查实，蔡保全在马圈沟唯一挖掘的地方，正是笔者引他入沟指定的位置。这是笔者原本不打算澄清的封存多年的记忆。

　　9.旧石器遗址如何定名？“旧石器考古遗址的命名原则”何在？许家窑遗址94073地点因“妄自” 建名而被斥为“不科学”、“不严谨”，而更名为侯家窑遗址。对于马圈沟文化层的统一编排，同样被斥为“很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够科学”“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双重标准持论有失公允。

“沟底遗址”名称是笔者试掘前确定的，刘景芝2001年11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公布，比11月2日在《中国文物报》“率先予以公布”的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晚了4天。《现状》对其有关名称谴责：“根据旧石器考古遗址的命名原则，这是很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2002年有报道：“朱日祥和石彩东等在沟底遗址附近挖掘探槽和打钻采集古地磁年代测定样品时，从沟底遗址下伏地层中发现了接近距今177万年奥杜韦正极性亚时段顶界的3个文化层（Me, Mf和Mg）”，《现状》也承认2005年发掘新发现的三个文化层“其层位位置与挖掘探井时的发现基本一致，随即，它们被确定为马圈沟遗址第四、第五和第六文化层”。因为，其探井发现的石制品，“人工性质难以确定，有些‘石片’似有加工使用痕迹，实际上是自然营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其作为古人类文化遗物来考虑。但是，这毕竟是一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线索”。前后语句的判断，存在反对关系。实际田野考古，以自然石块为重要线索实施发掘，如果此事为真，那么，这恐怕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空前绝后的超常技术。

　　10.泥河湾盆地下更新统考古遗址的断代，目前古地磁测年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是，古地磁测定方法存在局限性，获得的结果只是一个时段范围。精确年龄是以沉积速率计算的，未能考虑其沉积间断的变化，把时间的长度和其时间段沉积的厚度完全等量值看待了，其误差是不可克服的，至少计算数值的个位数可信度很有限。况且，马圈沟遗址的测年已经受到了古生物证据的挑战。显然，古地磁测年的实验未达正果，仍需发展。

　　泥河湾盆地是东亚地区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演化场所，泥河湾古人类遗迹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泥河湾今天的声望是过去许多人共同造就的，它未来的光辉尚需更多人协力创造。发现是机遇，既需要权力和财力的支撑，也需要智慧和技巧的发挥，但是，更加需要老老实实执著地拼时间和拼吃苦耐劳。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真身塔地宫出土

“莲花如意形法器”应为“宝子手炉”

南京大学历史系刘可维　　《中国文物报》总第1687期（2008年12月31日）刊登了《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暨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考古发掘》（以下简称《大报恩寺考古发掘》）对由南京市博物馆发掘的大报恩寺地宫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及时地报道。文中简要介绍了地宫中一些重要文物的基本情况。在地宫出土的铁函中发现一件鎏金银器（参见图一），其主体为一长柄，长柄的一端为花瓣状的小型容器，下部为圆盘状托垫，是为放置器物时保持其稳定。长柄的另一端伸出两条仿造植物的枝茎，一枝呈荷叶状，现在已经变形；另一枝上有数个花苞，其中一个较大的呈花瓣形容器。《大报恩寺考古发掘》将其定名为“莲花如意形法器”。根据现有的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中国社科院扬之水先生的研究（《莲花香炉和宝子》载于《文物》2002年第2期后收于该氏《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2月），此件文物应定名为“宝子手炉”。

手炉也就是手持的香炉，是佛教行香仪式中的用具。[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行香”条：“……即释教之谓行道烧香者也。行道者，主斋之人亲自周行道场之中；烧香者，爇之于炉也。”在大量的古代壁画中保留有行香的形象资料。如敦煌98窟于阗国王供养像、榆林16窟曹议金供养像中供养人均表现了这样的场面。行香仪式中供养人手中所持的香炉即手炉。《释氏要览》卷中“手炉”条：“法苑云：天人黄琼说迦叶佛香炉，略云前有十六师子、白象，于二兽头上别起莲华台以为炉，后有师子蹲踞，顶上有九龙绕承金华。华内有金台宝子盛香。佛说法时常执此炉。比观今世手炉之制。小有仿法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279页。）早期的手炉装饰没有上述的那样繁复，如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银手炉造型就极为简洁。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现藏有五件手炉，其造型与法门寺所出手炉基本相同。其中一把在香炉口沿部和长柄末端各有蹲狮一身，与上述文献记载相合（参见韩昇《正仓院》，上海人民出版社，34页）。根据《释氏要览》的记载可以得知手炉上用以盛放香料的部分称作“宝子”，是香合的一种。唐代手炉与宝子通常是分离的。行香时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进奉香料。《敕修百仗清规》卷一：“住持就跪，知客跪進手炉，侍者跪進香合。”（《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卷1113页。）唐代以后手炉的样式不断增加，出现了为方便使用将宝子直接装在手炉柄上的类型。手炉的装饰也日渐繁复，装饰成花朵状的较为流行。《宋诗纪事》卷九六玉手炉花：“习习东风二月余，此花宜近玉庭除；美人云鬓不宜插，献与观音作手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320页。）带有宝子装饰成花朵状的手炉在考古发掘中也屡见不鲜，杨之水先生在其论文中收集了大量宋辽以来国内外考古发掘以及博物馆藏品的实物资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内蒙古赤峰宁城出土的辽代手炉（参见图二），整体造型呈莲花状，荷茎状柄上伸出一大一小两朵荷花，大者为香炉，小者为宝子，香炉下另有一枝荷叶起到支撑器身的作用。杨之水先生可能是根据《香谱》、《法苑珠琳》等文献将此类器物均称为鹊尾香炉，这种造型主要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样式。随后造型不断增多，手炉的尾部装饰也不断增加，出现莲花状、荷叶状等样式，如果统称为鹊尾香炉不甚恰当，不妨就以“手炉”称呼此类器物更为合理。

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对照南京报恩寺地宫所出的此件鎏金银器，可以看出其应为一件带有宝子的手炉。手柄上一大一小两个花瓣状容器应为香炉和宝子，二者原先均应配有器盖，但照片上未见。不知伴随的其他出土物中是否能找到与之相配的莲花式盖子。香炉下伸出的荷叶，原先应为平行置于手柄下部，与尾部的圆盘状托垫共同起到支撑器身的作用。如果以上推论不误的话，在未来的整理工作中应注意香炉和宝子中是否有香料的使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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