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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话破灭 走向末路 1977年8月1日，一篇揭露“人民圣殿教”的文章在《新西部》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指控，内容涉及：虐待、身心摧残、勒索、贪污，以及琼斯与格雷斯的不正当关系等。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话，有人指出：就连只有4个月大的婴儿都要挨打，琼斯总是微笑着注视人们遭受体罚。“人民圣殿教”叛逃的信徒斯托恩夫妇、默托夫妇，以及其他有亲属在琼斯镇的20多人联合起来，成立“有关亲属委员会”，并于1978年4月11日发表宣言，谴责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使用“肉体和心理方面的威压手段进行思想训练运动，以没收护照和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的办法防止社员离开琼斯敦，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 琼斯大呼末日来临，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信徒们的监视和控制。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告密，还成立了所谓“革命保卫委员会”，结果又把对“外面敌人”的警惕变成了人们彼此间的警惕。 经过“有关亲属委员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国会部分议员的重视。1978年11月1日，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瑞安通知吉姆·琼斯，他将访问琼斯敦。11月14日，议员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有不少记者，包括几位非常优秀的名记者，还有“有关亲属委员会”的6名代表。17日，议员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会见了琼斯的律师和代表。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获准前往。瑞安一行乘坐两架租来的小型飞机飞往距琼斯敦还有几英里远的凯图马港村，再由那儿坐琼斯敦派来的卡车，前往琼斯敦。 琼斯为议员等人举办了欢迎会，表演文艺节目。议员会见了吉姆·琼斯，记者们也在场。吉姆·琼斯脸色难看，议员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张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回美国。第二天，记者强行闯入一间老年妇女宿舍，引起争执。琼斯在记者们的尖刻逼问下终于垮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没人向我开枪？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社。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并没招谁惹谁。可是他们不毁了我们决不罢休……”记者们看到了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 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有一些人要求离开。琼斯沮丧道：“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都是谎话，一走了统统都说谎话。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议员安慰琼斯，“这么大个公社，走20来人，没什么。”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敢于要求离开的人，乘车奔往凯图马港。在他们等待和登上飞机的时候，琼斯镇开来一台拖拉机，上面有六名枪手。这些人猛烈开火，议员瑞安和两位最出色的记者等5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伤。 当琼斯得知虽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并可能报告当局，于是，琼斯开始着手进行他的自杀计划。11月18日，琼斯召令全体社员，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必须死。”“如果你们象我爱你们一样地爱我，我们大家就必须一起死，否则，外边的人会消灭我们。”11月18日琼斯下令所有追随者集体自尽，900多名成员喝下掺有氰化物的葡萄糖饮料集体自杀。 2008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题为《南街真相》的深度报道，揭露了南街村靠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支撑，以及久下银行巨额贷款的真相。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首先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不自由。”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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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 17: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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