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越春秋阁》藏品谈青铜兵器的发展轨迹

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32:45

----此文发表于《收藏》杂志3月号，略有修改（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的青铜兵器作为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其应有的价值始终被低估。《左传》:“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需要的是青铜礼器，而青铜兵器则是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处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青铜兵器在重视实用功能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美观，凝结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水平，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战事的实物资料，因此我们不应当忽视其重要性。

据史书记载中国早在汉武帝时即收藏有齐桓公“柏寝之器”，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研究青铜器的著录，但一般均以考据器物铭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即金石学的“金”，认为可以“证经补史”，发展至清代更是达到了鼎盛。但长期以来对青铜兵器的研究则非常有限，历代学者由于受儒家“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兵器鲜有著录。就连近代容庚先生编著《商周彝器通考》也未将兵器收录，直至1957年才有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稿》问世，近年又有《中国古代兵器论丛》和《中国古代兵器图说》等著作相继出版，但与青铜礼器的研究仍无法相比。至于青铜兵器的收藏当以上世纪90年代台湾《古越阁》为代表，并著有《商周青铜兵器》图录，但该批藏品目前已大多散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苏州古属吴地，现今仍有诸多景点和地名都与兵器有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虎丘剑池”了。苏州的《吴越春秋阁》专题集藏青铜兵器也已多年，现以其部分藏品为例谈一下青铜兵器的发展轨迹。

一般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经形成，直至战国晚期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后经历了约1800多年。而从铜器发源起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刃口的器物,如甘肃永登蒋家坪遗址就出土过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小刀，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更是开始广泛使用戈、矢镞等青铜兵器了。但兵器作为战争的工具一般以光素无纹者居多，而且由于战事的消耗、统治阶级为巩固其执政地位而对前朝遗留兵器的大量缴毁和青铜作为贵金属的再利用，其存世量远没有我们想象中多，其中带有精美文饰和铭文的则更为稀少。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道路上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商朝晚期至西周早期，一个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兵器的发展也是与其相一致的。商王朝自盘庚迁都以后国力逐渐昌盛，高宗武丁更是“伐鬼方，征荆楚”，由于战事的需要，促进了兵器制造的长足进步。

我们现在看到商朝晚期的兵器实物以戈为大宗，文饰一般较粗旷有力，鲜有带底工和铭文的。形制多有变化，少数有胡，戈内的形状有直（图1）有曲（图2），有透雕的（图3），装柲方式上也有用銎孔装柲的有銎戈（图4），戈援还有等边的三角援戈（图5）。在装饰手法上主要是在戈内上饰有饕餮、兽面、鸟纹、夔纹等文饰，极富原始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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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34:22

《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西周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文：“赐用钺，用征蛮方。”钺作为一种象征权力的兵器历来发现较少，《吴越春秋阁》收藏的这件钺（图6），年代当在商中晚期，其内上有一类似“豚”的动物纹，其文样与龙山文化存在某些渊源关系，非常可爱，少了些狰狞感，为同时期的动物文饰注入了新鲜活力。

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35:38

至西周初期起由于有胡戈装柲方式的先进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它兵器也不同程度的进步，如（图7）这把西周中期的人面短剑形制已相当成熟，在目前还无法确认剑的起源的情况下，为我们研究剑的演变和早期剑的装配方式等都提供了较宝贵的实物资料。在装饰文样上这一时期则以纤细者居多，带有铭文的兵器也多有发现（图8），比较具有时代特色的当属凸翼戈（图9）和圭援戈（图10）了。但纵观整个西周时期，由于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兵器上并未获得太大的发展而逐步迈入低谷。

[ 本帖最后由吴越春秋阁于 2009-3-21 19:38 编辑 ]

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40:52

春秋时期，由于东周国力衰落，各诸侯国间的战事开始日渐频繁，这为青铜兵器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生产力的提高也为兵器的制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存世数量上也要明显多于商周时期，最迟在春秋晚期，青铜兵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就已经形成。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也同样促进了兵器制造业的进步，兵器也变得种类繁复，精益求精，在技术工艺上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许多兵器中的珍品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

《考工记》记载“金有六齐”，即六种铜锡合金的比例,其中四种(斧斤之齐、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和兵器铸造有关,有的兵器更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复合铸造的。如这把年代在春秋中晚期的剑（图11），中脊和两侧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含量的合金复合铸造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两侧的合金含锡量较高，使得硬度高而刃部锋利，中脊则含锡量较低，使得韧性大为提高，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复合剑既保证了两侧剑刃的锋利，又有效地增强了格斗中剑体的抗震性能，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目的。

在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镶嵌红铜或松石等特殊工艺被普遍使用外，几乎所有青铜铸造的新兴工艺都被运用到了兵器制造上。当时刚盛行的失蜡铸造法也被运用于兵器制造，这件螭纹戈鐏（图12），为春秋晚期的楚器，虽然只是装在戈柲末端的一个配件，但其文饰毫无偏差，也未见铸痕，如此复杂的工艺恐怕也只有失蜡法才能完成。这件戈鐏还残存少许鎏金痕迹，这在鎏金银器中也算是较早的实例了。

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42:30

《考工记》：“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青铜剑在吴越地区获得长足的发展主要与其地理环境有着较大的关系，吴越地区自古水网纵横，开阔的平原较少，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战车作战方式在这里很少有用武之地，所以步兵才是吴越军队的主力，步兵所需的是适合于近身作战的即轻便又锋利的武器，而剑恰好具备了这些特点。如这把菱形暗格纹剑（图13）由于是水坑，表面锈蚀较少，可以清晰地看到菱形图案的线条是与剑基青铜不一样的浅色金属，并与剑基溶为一体。这类剑目前研究认为是先铸好剑基并留出菱形文饰的凹槽，经修整后再铸入低熔点的高锡合金，打磨后就形成了菱形纹，起到了装饰和防腐的双重效果。但其菱形花纹也不是完全规整的，在这把剑上我们就能看到有几处剑体的花纹“入侵”到剑刃部的痕迹，这虽然只是加工中的瑕疵，但为我们确认其制作工艺提供了佐证。而另一把龙纹剑（图14），其剑格一面为兽面纹，另一面为分列左右的龙纹，工艺极其精美。以上两把均为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的代表，虽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但其光泽气象仍能与《越绝书》之《记宝剑》篇所形容的“观其脉，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相吻合。诸如“干将”、“莫邪”、“欧冶子”等铸剑师则作为了无数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也永载史册，为后人所景仰。

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48:34

兵器本来属于征战的工具，但随着其意义的扩展，一些兵器被作为了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就象商周时期钺、戚等，到了春秋晚期则变得更为盛行。如这件错金“武王之用”戈（图15）就是代表，其铭文为当时流行于楚、越、蔡、曾等国的鸟篆文，戈内也错有纹饰，极其华丽，这样的兵器当然不会是实战的武器，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件鸟形龠戈（图16）为战国器，由于其形制特殊同样是属于非实战用途的兵器。

吴越春秋阁 · 发表于 2009-3-21 19:54:38

由于以中原为中心的错误观点，使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的器物长期不被重视，在青铜文化中是最富特色的少数民族青铜兵器也是如此。当时北方（长城以北）民族的青铜兵器地域特征明显，一般被称作“鄂尔多斯式”，其中包括戎、狄等部族的遗存（图17），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与汉文化的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胡服骑射”就是我们借鉴北方民族的明证。西南民族的兵器则有巴蜀和滇两大文化体系，巴蜀兵器有些是仿制商周时期中原兵器的（图18），但也不乏本民族的改进和创新之作，年代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其铸造技术与中原相比毫不逊色，在兵器的表面处理上更是有所创新。滇国兵器则文饰和形制都较怪异（图19），独具特色，其年代在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文化除了受巴蜀等文化的影响外，某些兵器还与北方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这为民族迁移提供了新的论据。西部青铜兵器则以秦国的短剑为突出（图20），而《吴越春秋阁》所藏的另一把秦戈（图21）除了戈内上有秦国兵器铸造机构“寺工”的铸铭外，还有制作工匠的刻铭，与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佣所出的秦戈形制和尺寸都极为一致。秦国正是在这种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统治下，在冶铁业高度发展的战国晚期，仍以其娴熟的青铜铸造技术生产出的优质兵器完成了统一霸业，为青铜兵器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