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管理与驯化：科技考古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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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管理与驯化：科技考古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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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 李水城 吴小红 王恺一 , ~; V9 i% \6 ]. R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1998-2000），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研究所连续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内容涉及欧亚大陆的史前人类、语言和文化。第一次大会的主题为“历史语言学的时间深度”，内容涉及世界几大语系的起源、分化与发展等。第二次大会的主题为“欧洲及以外地区人类的多样性：回顾与展望”，集中讨论如何将分子生物学的遗传基因技术应用于远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欧洲旧石器人类的迁徙问题。第三次大会的主题为“史前后期欧亚草原的开发”。这三次会议的召开集中展示了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动向和新的进展。特别是最后这次大会议题广泛，涉及欧亚大草原新石器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区域环境、动植物考古等。以上3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大部分已结集出版。 5 x$ ^5 L/ R' |" I; z) N& `. t+ V 9 a' X$ F" H; |$ C3 k( V5 |% u6 |　　在上述三次会议中，欧亚草原会议属于语言的史前史研究的一部分。以表明该地区考古学研究对探讨史前语言、特别是印欧语系的分化和扩张具有的重要价值。关于印欧语的起源和传播在学术界一直有深入的讨论，但歧义甚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强调马的驯化、管理和骑马术的出现与印欧语扩张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此次会议讨论最为激烈、争议最大的问题。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到欧亚大草原两座最重要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上，即乌克兰的德瑞夫卡（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太（Botai）遗址。 　　早在1991年，美国学者安托尼教授（D. W. Anthony）根据德瑞夫卡遗址所出的一匹雄马牙齿上的磨损痕迹认为是马被用于运输最早、也最直接的证据，并将骑马术的起源上推至公元前4000年。这一结论很快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亦争议颇大，其余波甚至影响到我国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主张马的驯化首先是由分布在中亚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其后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族群所完成的。   q1 @% U' t( z  w* ^) ? 　　有趣的是，后来的14C检测结果证实，德瑞夫卡遗址所出雄马的绝对年代实际已晚到公元前700~前200年的铁器时代。正是在剑桥大学的第三次学术会议上，安托尼教授坦承德瑞夫卡的马骨年代搞错了，但他仍坚持，根据波太遗址出土的马骨还是能够说明马的驯化至迟也应该在公元前3500-3000年。对此，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研究所的玛莎·雷雯博士提出质疑。她强调德瑞夫卡和波太的发现及马牙磨损痕迹均不足以证明驯化马的出现，两地发现的马骨应是当时人类猎杀野马、获取马肉的遗留。乌克兰学者尤里·拉萨马钦（Yuri Rassamakin）博士也认为，德瑞夫卡人不是骑马的游牧者，而是狩猎-采集者。动物考古学家贝内克（N. Benecke）等则表示，尽管波太出土的马是野马，但不能据此排除当时骑马术已经出现。美国学者奥尔森（S.L. Olsen）也持这一中间立场，她指出，波太所出动物遗骸的99％为马骨，这一发现对于认识马的驯化意义重大，或许波太人就是骑马的猎马者。剑桥大学的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认为对于马的驯化、马车及骑马术的出现并用于军事目的以及从农业经济向游牧业的转变等诸多课题尚需深入探讨。他还强调，马车是马被用作军事目的最早证据，但马车则迟至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才出现。因此，即便在德瑞夫卡和波太时期已经出现了骑马术，但真正被用作军事目的要晚过很多。他还特别指出了农业在草原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强调这方面的研究要加强对中国考古发现的关注。 9 K) _& o1 I, r! ~4 \/ Y　　至今，剑桥大学欧亚草原会议已过去了近十年，但上述争论仍在延续和发酵，争论双方的学者一直在努力寻找马的驯化证据，特别是加强了在中亚草原的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研究。其中，剑桥大学的学者也开始与中国考古学家合作探讨驯化马的来源问题。 9 U3 ]2 [" b* C* c二 " a) S; A* d& H0 I* O5 @ 　　今年3月，Alan K. Outram等学者在《科学》杂志发表了《最早带挽具和挤奶的马》（The Earliest Horse harnessing and Milking）”一文。介绍了他们的课题组在波太遗址发现距今5500年的驯化马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在出土陶片上提取到了可能是马奶脂肪酸的有机物残留物。以往研究证明，人类在将牛、绵羊和山羊驯化之后不久，很快便开始了乳制品的利用。若果真在波太遗址陶器表面提取到马奶类残留，无疑应该是马被驯化的直接证据。 ' r' ^# |, B9 L1 i5 y9 S 　　但是上述结论需要从两方面得到认定：首先，要证实陶片表面残留物确实来自马（而非牛、羊等其他食草类动物）；其次，要证实此类残留物是奶脂（而非动物体内的脂肪）。为此，研究者采用了Stephanie N. Dudd 和Richard P. Evershed在1998年创立的方法，即利用动物脂肪中两种最主要饱和脂肪酸——软脂酸（C16）和硬脂酸（C18）中的12C和13C比例区分脂肪的来源。研究者采集了草原自然植被下生长的现代动物（包括马）的脂肪（包括体脂和奶脂）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每组样品数量5~6个，结果显示，反刍动物、马、猪、淡水鱼体内脂肪样品中硬脂酸（C18:0）和软脂酸（C16:0）的碳同位素比值能够很好地区分开来，反刍动物的体脂与奶脂也能很好地区分出来，只是马的体脂和奶脂不易区分。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用氢的稳定同位素比值分析马的体脂和奶脂中的硬脂酸和软脂酸，很好地实现了有效区分。这是由于氢同位素比值与环境降水和温度有关，体脂应反映全年的累积信息，奶脂则产自特定季节。根据马的产仔与哺乳习性，它们主要在夏季产仔和哺乳，故马奶应反映夏季信息。在欧亚大草原，夏季和冬季降水的氢的稳定同位素比值相差大于千分之一百，因此可将体脂与夏季的奶脂很好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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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Alan K. Outram等学者分析了哈萨克斯坦波太遗址陶片上的有机物残留，并从89个陶片样品中提取到50个脂肪酸样品。其脂肪酸和软脂酸的碳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样品均进入马脂肪酸范围，这与遗址所出动物骨骼以马为主的现象一致。这些代表马脂肪酸样本的氢同位素比值δD值清晰地显示为两组，其中5个样品的δD值异常的高，与其他的多数样品区分开来，应属马奶样本。与现代样本比较，几乎所有考古样本都给出了较高的δD值，这与当时中亚地区持续的干旱气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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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研究通过对陶器表面残留脂肪酸的碳、氢稳定同位素分析，识别出波太人食用马奶的证据，参考其他的考古证据，说明波太的马已经被驯化。这一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特定化合物碳同位素比值分析方法，并将氢同位素比值分析方法引入到脂肪来源的判断，为动物驯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该成果也存在下列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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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样品同位素比值的差异主要由食物摄入的不同及代谢路径的不同所致，现代对照组动物的食物有一定的选择和人为控制，古代动物的食物则复杂得多。由于研究结论是在与现代样本比对中得出的，现代样本能否真正代表古代样本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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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古代样品来自陶器表面的残留，而现代对照组则是个体明确的动物脂肪，这里似乎隐含这样一层意思，即每件陶器专门用于一种用途，即有些陶器专门用作煮马肉，有的专门用作煮马奶，而煮反刍动物肉的陶器则专门来煮反刍动物肉，如果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单一，那么，多种用途的陶器所产生的混和残留是否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当然，遗址中占绝对优势的马骨的存在似乎可削弱上述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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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 j& u% C7 L' f　　3.文章没有给出现代对照组样品的具体来源。如体脂，是否为动物肉中的脂肪，或某些器官的脂肪，毕竟不同器官的硬脂酸和软脂酸的碳同位素比值是有差别的。如肝脏和乳腺中硬脂酸和软脂酸的碳同位素比值应与身体肉质部分的脂肪酸不同。由此引出的一个特殊质疑是，如果古代陶器煮过某些动物的脏器又将会怎样？



　　4.氢同位素比值的分析法解决了马的体脂与奶脂的区分问题，其主要原理是利用奶脂表达夏季食物或饮水中的氢同位素比值情况，如果是夏季出生的马驹，其体脂中的氢同位素是否也会表达出和奶脂一样的夏季信息？如哈萨克斯坦波太人狩猎捕获到野生小马驹并煮食其肉似乎也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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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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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这一研究成果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和国外的有关专家就这方面的研究交换了意见。反馈回来的信息竟然截然对立。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表示，此文非常重要，且很有价值，它提供的多重有力证据，证实波太人已开始食用驯化马的马奶，毕竟获取野生马奶的可能性很小，结果是令人信服的。但也有学者对通过古代陶器脂肪酸检测出马奶残留物的结论持审慎态度，并指出，人类确曾有过在被猎捕动物身上获取奶水的现象，并因此提出了下列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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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波太遗址发掘出被抛弃了的成吨重的马骨，这些遗存堆积时间在100~200年间。研究表明这些马是被非常挥霍地宰杀了的，这不像是典型游牧民族所为。据文献记载和人类学资料可知，无论蒙古人还是哈萨克人，均有食用马肉的习俗，但真正的牧人只在每年11月底和12月初宰杀1~2匹马，目的是利用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季保存马肉。偶尔也会在特别的节日宰杀一匹马食用，但牧人决不会大量地随意宰杀牲畜浪费肉食资源。



　　2.在波太遗址发现超过200座的房屋建筑（而且还不是全部），这反映出该群体的生存状态相对稳定，如此大的群体规模也不像是游牧民族的聚落。为何这些过着定居生活的群体要豢养如此巨量的马群？这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3.波太遗址发现的大量马骨显示其群体为野生群体机构，而非驯化群体。病理学的极低比例也表现出野生群体特征。也许这些马中有个别是被驯化了的，但绝大部分应该是被猎杀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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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篇文章还对当地发现的古代马的hoogoo样本进行了检测，并以此作为这一时期马被驯化的旁证。研究者认为，那些长着纤细hoogoo的马是被驯化了的，而有着较多脂肪、较肥胖的马hoogoo则代表了马的野生特征。文内还通过图表展示了波太遗址马hoogoo尺寸的平均值和变化幅度，从统计学角度将野生样本和驯化样本区分开来。对这一结论，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理论上可行；反对者则表示不能据此判断马是否被驯化，因为遴选样本和检测数据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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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争议，但该项研究成果采用了全新的科技手段，为解决考古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线索，累积了经验，其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值得我国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深入了解并积极借鉴，以期推动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

阿尔斯特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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