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宝遗址发掘与嫩江流域夏至汉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确认（作者：张忠培 ）

Emily

《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考古报告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这里要讲的是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与表述这次发掘所编写的这本考古报告所提出的主要认识和获得的重要成绩。

　　关于《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所得到的认识与收获，有如下几项：

（1）考古学者至今在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过三次。前两次发掘仅确认出该遗址只存在一层堆积即白金宝文化堆积，而第三次发掘，则从层位上辨识出白金宝遗址存在着先后叠压的四层文化堆积。这先后四层叠压的文化堆积的揭示与确认，不仅于白金宝遗址是第一次，至今于嫩江流域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是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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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 U! Q) X       （2）以这先后四层叠压的文化堆积的层位为依据，通过发掘过程中对陶器的初步类型观察，尤其是通过自2001年以后进行的认真的室内整理，对遗存，特别是对陶器所做的类型学研究，将这四层文化堆积自下而上分别确认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文化遗存，进而将这四期文化遗存依序定性为小拉哈文化、“白金宝二期文化”、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这里所说的“白金宝二期文化”的遗存，最初见于古城遗址的发掘。但古城遗址发掘面积较小，且至今仅在乔梁所写的《松嫩平原陶鬲研究》一文中报道过发掘所见的些许情况而未见到该遗址的发掘报告，所以不便将“白金宝二期文化”这类遗存贸然定名为“古城文化”。同时，从有关“白金宝二期文化”的遗存至今所见报道情况来看，虽可认为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所揭示的有关此类遗存的材料丰富了其已知的内涵，并为这类文化遗存的定名，提供了相当充实的条件，但将它定名为“白金宝二期文化”却值得考量。第一，是因为同一个遗址被定名为两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于名、实上易被公众误解；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将早于白金宝文化的这类文化遗存定名为“白金宝二期文化”，名称上易于被人们混淆“白金宝二期文化”年代早于白金宝文化的事实。所以，本报告将这类文化遗存概称之为“白金宝二期文化”，只是表示这类文化遗存该定名了，且认为这个名称仅是暂定的名称。

! F/ ^) u0 U* V. H/ ^       同时，应指出的是，迄今发现的嫩江流域自夏至西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均可被分别归为小拉哈文化、“白金宝二期文化”（或如赵宾福、关强所著的《白金宝遗址四期说与白金宝文化遗存三段论》一文中称之为“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因此，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揭示的四层文化堆积，基本上表述了目前所认识的嫩江流域自夏至西汉时期的历史演进过程。关于整个嫩江流域目前所知的这四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关系和谱系关系，我还想做如下的申述：

, a- K8 h" Z4 W, F1 j8 M6 P* @2 f       其一，在年代关系上，目前所确认的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二期文化”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年代缺环，“白金宝二期文化”和白金宝文化之间，也存在一些年代缺环。处于这些年代缺环位置上的文化遗存，还深存于嫩江流域土地之中，等待着考古学的发现。

4 n1 h- i. i6 V       其二，在谱系关系上，这四种考古学文化当是同一亲族考古学文化系不同历史时期演进的诸考古学文化。我预计仍藏在嫩江流域土地之中而等待着考古学发现的处于上述年代缺环位置的文化遗存，也将属于这一亲族考古学文化系。因此，无论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来看，还是从已知的和未知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视之，都当是同一谱系时序演进的诸考古学文化，即亲族考古学文化系之间的关系。夏至西汉时期的嫩江流域地区应被视为亲族考古学文化区。同时，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小拉哈文化的前身，但从小拉哈文化时期的嫩江流域与其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观察，可以预知小拉哈文化应是嫩江流域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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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报告将白金宝遗址所揭示的遗存分为四类考古学文化的同时，还将其中的小拉哈和白金宝这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分为三段和五段，这推进了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另外，在看到小拉哈文化三段之间和白金宝文化五段之间的年代较为衔接的同时，也应说明的是，这次所揭示的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二期文化”、“白金宝二期文化”和白金宝文化以及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之间，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年代间断，当我们将白金宝遗址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文化两聚落各自视为时序延续的聚落的时候，我们则应将白金宝遗址第三次揭示的小拉哈文化、“白金宝二期文化 ”、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聚落看成是文化属性不同和年代又不衔接的四个聚落。同时，应说明的是，被揭示出来的这些文化的聚落当都是各自所属文化的聚落的局部，这些揭示出来的聚落的局部各自在其整个聚落中处于何等位置，此次发掘也难以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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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 l3 ?; f+ H6 [       这就是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所得到的一些收获与认识。

二

/ G; ^! Q, O1 \) X* a* F       下面再要讲的是，嫩江流域考古走近这本考古报告所提出的认识的历程和时至本报告写成时已形成的学术平台或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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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者所研究的是遗存释放的信息。遗存释放的信息，多种多样，且是多面的，又是多层次的。考古学者能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洞察信息的广窄与深浅，取决于其所处的学术背景，站在的学术平台和其具备的学术素养。学术背景、学术平台和学术素养，既具时代性，又具学者个人的能动性，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物。1986年白金宝遗址的第三次发掘，经自1996年开始进行的长期的室内整理，而于2008年3月朱永刚交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考古报告，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收获与认识，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田野发掘工作及对发掘所揭示的现象的研究，更在于我们研究这批材料时已形成的学术背景或学术平台。这后者当是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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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 @+ Q+ b* A       说到白金宝第三次发掘、整理及研究遗存及其释放的信息时所已经形成的学术背景或学术平台，就地域来讲，既与嫩江流域考古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其邻近地区考古成果有关；从学科观之，既和考古学直接关联，又同考古学相关学科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自考古学本身来看，田野考古与考古报告则是考古学的基础。所以，要把这个学术背景或学术平台讲清楚，实在是一件费时费词不简单的事情，为简便起见，这里我仅依时序就嫩江流域的田野考古及其相关的报告来谈时至本报告写成时已形成的学术背景或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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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U, k7 }& Q       （1）1957年10月，黑龙江省博物馆在嫩江下游左岸的泰来、杜尔伯特和肇源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杜尔伯特官地和肇源西南低根等遗址（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4期）。1960年该馆又在官地清理了部分暴露于地面的两座墓葬（赵善桐：《黑龙江官地遗址发现的墓葬》，《考古》1965年第1期）。1960年10月，吉林省博物馆在吉林省大安县东山头发掘了三座墓葬（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安东山头古墓葬清理》，《考古》1961年第8期），发表的简报仅说其文化遗物“与赤峰红山后第一住地文化遗物有许多是相同的，也许在年代方面不会相去很远”，“大约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时期”。这些考古工作启开了嫩江流域夏至西汉时期考古研究的序幕。

       （2）1962年10月，我领着王可宾、高美璇在吉林省白城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并于东山头试掘了两座墓葬。1964年,发表的《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4年第1期）指出：“长岗子和杨家沟口两处遗址所包含的遗物，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长岗子遗址是进一步探讨其所代表的一种考古学中新见的文化的重要遗址”。并说：“东山头遗址所包含的文化遗存，也是罕见的。”该文将长岗子和东山头两遗址所包含的“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或“罕见的”遗存，区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年代上将东山头置于长岗子之后。这次调查头一次辨识出嫩江流域夏至西汉时期存在着两类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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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i( @, T: Z5 [0 |$ l       （3）1974年上半年，我主持的吉林省大安县汉书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较大规模地揭示出“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长岗子那类遗存，同时，发现了上述1960年和1962年在东山头发掘的那类墓葬打破了“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长岗子那类遗存的层位，据此，我对这两类遗存分别予以确定其文化面貌、特征及性质，同时，修正了《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一文中对它们的相对年代估定的错误认识，将东山头和长岗子分别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改称为汉书一期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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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74年下半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对该省肇源县白金宝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收获颇为丰富，大大地充实了汉书一期文化的内涵。1980年发表的简报将这次发掘所见遗存定名为白金宝文化（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遗憾的是，该简报发表的材料中，含有一些早于白金宝文化的遗存，同时，又不当地将汉书二期文化视为白金宝文化的一个较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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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0 `7 I- n       （5）1984年9～10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乔梁在肇源县卧龙遗址进行了发掘，再次发现了上述于大安县汉书遗址发掘时所见到的那样的汉书二期文化叠压在白金宝文化（即汉书一期文化）之上的层位关系（乔梁《肇源县卧龙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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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 B- j- X' }8 \* [) o( l8 R8 M0 [       （6）1986年所进行的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无论从其发表于《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的简讯（朱永刚：《肇源县白金宝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还是自其刊出的《简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简报》，《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来看，均只将这次发掘所见文化堆积分为三期文化遗存。《简报》中的“第一期遗存”实含了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二期文化”两类遗存。但值得庆幸的，一是这次发掘为确认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二期文化”或“古城类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二是提供了区别小拉哈文化、“白金宝二期文化”或曰“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先后叠压的层位关系。



       （7）早在1997年发表《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简报》之前的1992年，乔梁拿着一张松嫩平原陶鬲分期图来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到这图上有一件古城H3出土的陶鬲，感到很兴奋，便指着这陶鬲的图说，这鬲在嫩江流域是新见的，你认为它属于什么年代，他不假思索地便说，商代晚期。我说这件陶鬲和魏营子类型以及日本人在统治东北时期于库伦发现的那两件陶鬲相似，无疑，其年代当属于殷墟时期。又说这件陶鬲应代表白金宝文化之前的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演变的一个阶段。对此，乔梁点头称是。2008年第四季度，我为《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写序，再次审读这一著作时，见到赵宾福称“古城类型”是他辨识出来的，我便给他打了长途电话，说这“古城类型”是乔梁认识出来的，怎么变成你认识出来的了？还告诉他乔梁在写这篇论文时曾和我做过上述讨论。他回答说，乔梁虽将这鬲年代定在商代，却仍将它归入白金宝文化，随后，我又电话询问乔梁这事，他虽然做了回答，但我感觉仍是不清不楚，便找来乔梁写的《松嫩平原陶鬲研究》（乔梁：《松嫩平原陶鬲研究》，《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认真看了一遍，发觉还是如赵宾福向我讲的那样。乔梁为什么将这件古城H3出土的陶鬲定在殷墟时期之时，却又将它归入白金宝文化？并认为古城H3这件陶鬲和古城H2这件被他正确地定为白金宝文化的陶鬲同时？原因在于乔梁在该文中所述的这样一个现象，即类似H3的鬲的领部在H2中也有发现（乔梁：《松嫩平原陶鬲研究》，《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这种共存现象，到底是原本共生？还是早期的陶片混入到晚期的堆积中而造成的共存呢？古城遗址是1984年试掘的，今后整理时应注意搞清楚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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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92年7～9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发掘了肇源县小拉哈遗址，揭示出这遗址存在着三期文化堆积。1997年发表的《简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称：第一期乙组遗存“无疑应纳入本地区已经发现的昂昂溪文化范畴”，“属本地年代最晚的新石器遗存”。第二期遗存“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建议将其“定名为‘小拉哈文化’”，第三期遗存“纳入本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汉书二期文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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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如前所说，早在1997年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刊出之前的1996年8月，我在哈尔滨见到朱永刚正在整理的白金宝第三次发掘的材料时，认为这次发掘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以那件类似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陶鬲为代表的遗存，年代应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即进入了夏纪年。2001年8月，我参加吉林大学举办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听取朱永刚整理白金宝第三次发掘资料汇报和审视摆放在架子上的陶器时，发觉他将这次发掘所见遗存仍如《简报》那样分为三期，所不同的是将该次发掘揭示出来的以古城H3陶鬲为代表的那类遗存归入第一期时，单独列为该期的最晚一段，即第四段。基于上述我对类似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陶鬲为代表的遗存和以古城H3陶鬲为代表的那类遗存的认识，便向他指出，应将这第一期的第四段，单独分为一期，因为这段和同期的第三段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文化性质也当有所区别，且两者之间的年代存在着不小的间距。朱永刚接受了我说的这些意见，即将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所见文化堆积分为以类似夏家店下层文化陶鬲为代表的遗存、类似于古城H3陶鬲那样的陶鬲为代表的遗存、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四期,这就形成了现今《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这本报告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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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 n* h$ R" {8 u- @       同时,应指出的是,在2001年8月吉林大学主办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宾福提交的《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认识》（赵宾福：《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论文也说：《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简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中的“第一期遗存”应区分为以F3028和F3012所代表的两组，F3028组当归入小拉哈文化，F3012组的“陶鬲口沿、造型风格与辽西地区魏营子类型的直口高领鬲完全相同”，“年代当与魏营子类型接近”，进而认为F3012组应“另立文化新种”。会议期间，我因忙于它事，未知赵宾福于会议上发表过这样观点的论文，直到最近为赵宾福所著《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博士论著写序时，才得知他写过这篇论文。同时，在赵宾福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也从未向赵宾福说过我对朱永刚整理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材料期间所提出的上述意见，故我和赵宾福关于这些方面的相同的学术观点，当是各自独立作出的殊途同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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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l9 P0 {5 g1 W至此，现今的嫩江流域夏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研究的学术平台或学术背景才得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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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f5 n  g2 Z0 h1 A  M1 \       这个平台的建成，从1957年算起，至2001年，历时长达44年。所以费这么长的时间，除了“反右”、“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的耽误，学术认识水平也是一个原因。例如，如果1987年发表的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简讯》不是将这次发掘所揭示的文化堆积分为三期，而是分为四期的话，则可将这个学术平台的建成提前15年；如果1997年发表的《简报》是将发掘所见文化堆积分为了四期，则也可提前4年。在提出这些反省的同时，我感到庆幸的是：其一，是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写参与了这学术平台的建设；其二，是这报告的发表，将为这个学术平台的建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