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商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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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京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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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向龚家开绿灯
　　
　　         19世纪末的一天，上海有名的鉴藏家和实业家龚心铭收到上海汇丰银行的通知：他以开滦煤栈作抵押，在汇丰银行贷的款快要到期了，但他不必急着还，钱可以继续使用，而且，如果他还需要更多钱的话，要借多少，银行就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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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心铭非常高兴，当时他正因资金周转不过来而犯愁，如果不及时还钱，开滦煤栈就要被银行收走了，没想到汇丰银行如此慷慨，令他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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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e: q, ?( e2 f/ Y　　　　不过，他总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大对劲，过了两天，他越来越觉得此事很蹊跷，这世界上应该不会有这么无缘无故地慷慨大方的银行。他决定先弄清楚汇丰银行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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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g( H& b) Z/ u6 D6 \　　　　果然不出所料，汇丰银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国宝商鞅方升也，它继续放款的条件就是要龚家用商鞅量做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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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嫁妆保国宝
　　
　　　　商鞅量又叫商鞅方升，是战国时代秦国的一种铜制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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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升全长18.7厘米，径纵6.8厘米，横12.35厘米，深2.32厘米，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在实施变法时制造的标准量器。铭文中有“爰六积十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的字句，表明这一量器是“升”。实测容量为现在的二百毫升（202.15立方厘米）。方升的三边和底部都刻有铭文，柄的左边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铭文，与柄对边刻的“重泉”二字，风格一致；底部刻有秦始皇诏书，与柄右边刻的“临”字笔法相同。大概商鞅方升先发到“重泉”应用，后来秦统一全国以后，又发到“临”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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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x% u5 F" w  E; F" ~　　　　龚心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曾经任职于翰林院，后来因为得罪了当朝的权贵而被弹劾免职。此后他决意仕途，潜心学问，醉心于金石书画之学，1861年7月，龚心铭以重金购得商鞅方升，十分欢喜，对这一“国之重器”爱不释手，并做了大量的考证。他把有关商鞅方升的故事和资料都记录在《浦口汤泉小志》中。
　　
- ~6 ~: ~  K# R8 [1 u　　　　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缘故，社会上的人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国宝商鞅方升。汇丰银行于是想趁龚家一时资金周转不灵，将商鞅方升据为己有。龚家虽然一时陷入了困境，但却舍不得用国宝做抵押，最后，大儿媳朱静宜只好把自己陪嫁的嫁妆卖了，还了汇丰银行的抵押款，才保住了商鞅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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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征宝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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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3 t7 b& a# U6 W5 w　　　　日军占领南京、上海的时期，也曾派人到龚家搜寻商鞅量，龚家说已经卖到外国去了，才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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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7 c$ h& h# J　　　　龚心铭去世前曾立下遗嘱：“商鞅方升和印子金（周爰金）是我们龚家的传家之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龚家的罪人。”
　　
　　　　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博物馆得知龚家收藏有国宝商鞅方升时，也想将此物征集入馆藏。博物馆征集组的李鸿业、尚业煌找到龚心铭的儿子龚旭人，说明来意，岂料龚旭人一口回绝，说家中并没有这样东西，李鸿业和尚业煌无奈，只好采取“蘑菇战术”，三天两头往龚家跑。可龚旭人就是不松口，他说：“这件东西被我父亲卖给外国人了。家里没有了，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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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尚二人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灰心，上海博物馆也没有放弃征集商鞅量。1962年，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国际饭店请了一桌客，把龚旭人、朱静宜夫妇请来，博物馆馆长沈之瑜、保管部主任马承源都参加了，他们说：“商鞅方升是国家的重器，全世界独一无二，国家需要这件东西，龚先生能不能割爱相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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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旭人说：“这件东西，确实被我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你们的同志也来了多次，我也跟他们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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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j7 x5 D7 E　　　　馆领导又说：“我们会给你一定代价补偿的，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龚旭人仍然一口咬定商鞅方升已经卖给外国人了，征集组的尚业煌觉得龚旭人有些“顽固”，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龚先生，商鞅方升就在你家，你也不要再找借口推托了，只要承认东西在你家就行了。”
　　
7 _* H& Q1 d( \8 C1 j7 U3 Z　　　　龚旭人说得更坚定：“我家就是没这件东西。”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征集商鞅方升的事只好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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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进了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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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龚旭人的女儿所在的工厂的造反派来抄他的家，商鞅方升是重点搜寻的目标，但他们抄来抄去，只抄到“郢爰”。
　　
, a  l* k0 ~: I( g4 L7 B+ Z. _  m  s　　　　“郢爰”是安徽寿县出土的楚国金币，都是打了印的，所以又叫“印子金”。50多元的“郢爰”虽然也价值不菲，但最重要的商鞅方升没有找到，造反派就是不撤退，硬是把龚家翻了个底朝天。造反派在龚家前前后后抄了28天，仍然不见商鞅方升的影子，就转战龚家的亲戚好友家，最后，他们终于在朱静宜的侄子家翻出了商鞅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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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旭人得知商鞅方升被造反派抄走，愤怒之极，一时急火攻心，导致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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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结束后，政府决定发还当年的抄家物资给受害人，因此，商鞅方升仍然属于龚旭人的家人所有。此时，龚旭人已经在“文革”中悲愤身亡，他的夫人朱静宜也已过世。龚旭人的子女龚理咸、龚理熊、龚理涛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商量，终于决定将商鞅方升及印子金等文物，作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他们一共转让了193件文物。
　　
　　　　龚家子女虽然违背了祖训，做了家族的“罪人”，但国宝却有了更好、更合适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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