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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只问初心,无问西东-一个核工业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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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8 23:5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只问初心,无问西东

1964年8月,我毕业于西安交大,专业实验核物理(5年制)。

当时,学校把我们统一分配到核工业部,我主动要求去偏远的基地工作。随之,我被安排去了兰州404基地,分在一起的还有同班同学刘长钦、孙金年。

于是,匆匆告别母校,我们从西安交大赶往兰州单位,来到404基地报到。 说是兰州,其实在嘉峪关外的戈壁滩上,一年四季风沙暴虐。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年少抱负,“咱国家有了原子-弹,就不怕别人欺负……”

从此,我的一生就和国家核工业紧密相连。其中,有20年在国防核工业,有15年在核民用,还有4年在核电站。

从此,我的大半生就转战大半个中国。其中,有5年在甘肃嘉峪关,有15年在重庆涪陵,有15年在河南郑州,还有4年在江苏连云港。

借用南唐李煜的一句诗“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而我却是“八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一、 从西安到兰州

作为中国最早、最大的核技术生产科研基地,404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

但404的创建,却实现中国核武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却为中国1964年、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却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外交地位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鼎盛时期,404核基地大约有5万人在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方工作和生活。

和年轻的共和国一样,1964年的404核基地,刚刚摆脱了贫穷和饥饿的威胁(三年灾害时期),建设一日千里、颇具雏形。

时任厂长周秩,大校军衔,他是404核基地的第一任厂长,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主要推动者。之前任解放军总后宣传部部长,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顾问;

总工程师是姜圣阶,他是化工专家、核工程专家,他是建国初期全国仅有的三位“一级工程师”之一,他是周总理钦点的404核基地技术带头人。在404核基地,他负责组织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研制,也带头组织了第一座大型反应堆、第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厂的设计、建造和运行。

刚到基地时,我的工作地点就安排在有十层楼高的反应堆厂房,而居住地是三层高的砖楼······

虽是新近毕业,我之前没有进行反应堆工作的实质接触。但这不是问题,就和新同事们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

在基地领导的指挥和老职工的帮助下,我和交大的两位同学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积极完成临时分派的紧急任务。

1964年10月16日15时,西北戈壁滩上爆发出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晚,我和同学们兴奋地彻夜难眠,为自己一毕业就能参与这一伟大的事业而激动不已。

二、 从兰州到北京

1964年10月过后,我就被兰州404基地派到北京401所培训,即现今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

我认识并接触过的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一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在401所。而所长正是我刚进交大就认识的钱三强老师。

刚去报到,接待人是周光召(后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虽比我大10岁,但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热情,主动介绍并握手、倒茶。

后来,我相继见到了钱三强、朱光亚、何泽慧和彭桓武等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钱师母何泽慧。她年轻的时候,就与钱老师同为法国居里夫人的中国学生,被称之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刚到401、初见师母,出乎我们的想象,她满脸和气、穿衣朴素,也可以说穿着不讲究,一件旧式粗布大褂就是她多年的过冬外套。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工作热情,一见面就主动打招呼。

她是401所下面科室的的研究员,也是401所食堂的义工。每到中午,临近下班,师母就赶紧来到食堂,主动帮食堂师傅、给同事们打饭。

当她穿补丁衣裳上班,有人提意见,面对面称她“为社会主义抹黑”。师母听后却淡然一笑,既没有当面反驳,也没有背后嘀咕,更没有找机会“回击”。

在北京401所的那段经历,我只有一张“劳动锻炼”的照片留作纪念,和我在一起的是其他同学、同事,也是来接受培训,总共18人。

转眼就到了1966年5月,为期两年的培训结束,我和这些领导、老师们一一告别,踏上回兰州404基地的归途。

年轻时候与他们结缘,至今怀念不已。

当然,因保密的原因,我未能与这些领导、老师们合过影。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生憾事。

三、 从北京回兰州

在404工作的5年间,守着原子反应堆,如同坐在炸药桶上,我们多次遭遇危险事故。因为当时是国家第一次搞核武器,可以说是没有经验。

“核事故无大小”,在周厂长和姜总的共同指挥下,我和同事们多次组成“青年抢险敢死队”,一次次击退了随时有可能酿成大祸的核事故。

其中,以“34-32核事故”影响最大,被载入中国核工业史。

作为“34-32核事故”的亲历者,也是“34-32英雄集体”的成员之一,我终生难忘那场突如其来的核事故。

我当时是二分厂三车间(反应堆车间)二班的首任班长,负责原子能反应堆的工艺管元件检测工作。

1969年1月7日,突然发现34-32孔道工艺管元件出现烧结的迹象,刻不容缓,我们赶紧上报。当即,周厂长会同其他领导赶往现场,姜总任总指挥,迅速组成“青年敢死队”进行事故处理。当时统计总共是69人,而不是媒体报道的70多人。其中有分厂总工陈维敬、车间领导潘其富和大厅班长周茂功,而交大毕业的有我和孙金年。

在温度接近1000度、辐射剂量超万倍的情况下,我们每组人员进入反应堆30秒,采取浇水降温、人工钻取的办法,并结合临时自制的多种应急工具,硬是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排除了故障、保住了设备。

这20多个小时,我们精神高度紧张,没有人说累、没有人后退,也没有人打盹,更没有人传递消极情绪。

在“34-32核事故”中,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和领导、同事们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反应堆故障,保证了反应堆安全、404核基地数万人的生命安全,进而保证了国家核武器发展的顺利进行。

为此,我们“青年敢死队”全体成员被中央军委命名为“34-32英雄集体”,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集体嘉奖,还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慰问。

粟裕将军接见了我们 “青年敢死队”部分成员,对我们说“因为保密的原因,不能登报,你们就做无名英雄吧!”当时,粟裕的身份不仅仅是共和国大将,而是国防工业办主任兼中央慰问团团长,代表毛主席和周总理慰问我们“34-32英雄集体”。

工人代表周茂功,在1969年国庆20周年参加了怀仁堂国宴,周总理向他握手并慰问。随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毛主席握手。

“34-32核事故”发生之后,周总理的办公室里就多了一张404核基地的反应堆堆芯工艺管网络图。从此,404反应堆运行牵挂着我们总理的心。

当然,出于国家安全起见,“34-32核事故”抢险的表彰“不见报、不上广播、不对外宣传”。  

在功劳和荣誉面前,我们没人去争、也没人去抢,更没有人在意。再出现事故时,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事故抢险青年敢死队”。

至今,“34-32精神”已在404核基地(即如今的中核404集团公司)传承了50年。

继续守护着核反应堆的安全运行,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紧接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反应堆又一次出现事故。

当时,警报一响,全车间30余人如临大敌、全部出动,大家一起冒死协作,很快把事故处理完毕。参加人员中,还有我和交大同学孙金年。

这次事件虽然没有“34-32事故”凶险,但同样也得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表彰,同样也是“不见报、不上广播、不对外宣传”。

如今,周总理离开我们有42年了,粟裕大将驾鹤西去也有30年了,周厂长和姜总等领导们在近些年先后下世。

而我们这些“青年敢死队”参加第一次抢险的69人,估计健在的不多于10人;参加第二次抢险的30余人,恐怕健在的也就寥寥数人。拂去岁月风尘,如今我已经79岁了。

五十年来,我一直怀念着那些和我共生死的领导和同事们,我也一直牢记着粟裕将军对我们讲的那句话,“因为保密的原因,不能登报,你们就做无名英雄吧!”

在兰州404基地的5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5年,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四、从兰州到重庆

1969年12月某日傍晚,戈壁滩寒气逼人。

我正在兰州404基地食堂吃饭,领导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告知“接到北京调令,让你火速赶往重庆、支援816建设” 。        

当晚,来不及和其他领导、同事辞行,我就慌慌张张收拾行李,坐上紧急征调的小火车、奔赴重庆816。

由此,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大西南的深山窝,我来到了核工业的另一个战场——重庆816。

在重庆涪陵,有一座看似平淡无奇的深山窝,隐藏着816厂。

816厂是国内企业建设级别最高的,申请建设人是周总理,实地选址人是邓小平、彭真、薄一波,而拍板决策者是毛主席。另外,安保负责人为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将,他抽调一个团的兵力负责816的安全警戒。

1969年,尚在建设初期的重庆816,一切条件还很艰苦。粮食供应不上,后勤补给供应不上,但是我们“没有条件也要上”。

时任厂长闫川,也是816第一任厂长。1946年曾任山东德州市委书记,后任四川核工业局局长兼书记,至今健在。

党委书记杨光远,曾任李先念主席的秘书。

总工程师是赵如晏,核工程学家、留日化学家,中国化学工业先驱侯德榜的弟子。

因为反应堆建在地下,并且洞体封闭,技术部门存在争议点,就是通风问题。我引入通风塔的设计方案,也经过反复谈论与论证。当地人不了解,称之为“大烟囱”。

816地下核工程主体工程分为16部分(核反应)和18(化学处理)两部分。洞内建筑面积10.4万㎡,有18个大型洞室,人员出入口、汽车通行洞、排风洞、排水沟、仓库等应有尽有,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速井130多条。

其中主洞室空间高度近80米,共9层。如果用现在的楼层间距来计算,约有24层楼高。

单位初创、条件艰苦,既没有规章制度,也没有技术资料。并且当时的工人文化程度低,我们就自己动手编写,并整理成册,以便新职工学习与老职工培训。

在816核工程一分厂二车间(反应堆车间),我担任车间主任,全程参与了核反应堆的建设、运行,并多次组织并参加“事故处理青年敢死队”。

当时,我们还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工作上冲锋在前,在事故前决不退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责任大于天” !1977年我火线加入共产党,1981年被国务院评为工程师,这是拿命换的。

816地下核工程的设计和建设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的最高水平,在1978年曾获“国家科技大会奖集体奖。”

1983年,经中央军委讨论,国务院下达“816核工程停建”的文件。

从1966年开建到1984年停建的18年时间里,816总投资7.4亿元人民币,超过6万人参与建设。

2002年,816地下核工程向世界宣布解密。2010年4月,该工程101工号核反应堆主体部分被作为旅游产品首次对外开放。

五、从重庆到郑州

1984年4月,重庆816工程下马。

我当时有三个去处,一是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第一任厂长张怀麟是我在816工程的直接领导),一是筹备中的三峡省(后因中央内部意见不一致,三峡建省的计划夭折),另一是河南立项建设辐照站。

当时,河南科委报请国防科工委审批,并要求“推荐一位拿得起辐照站的技术骨干”。于是,国防科工委主任朱光亚老师举荐了我,而河南老省委书记刘杰就曾是我们核工业部的老部长,对我也不陌生。

    考虑到“建设家乡”,我拒绝816领导的挽留和秦山核电站的邀请,坚决回河南,又是苦苦打拼了15年。

作为河南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高科技企业,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及河南省非常重视。国家科委拨款100万,国家计委拨款430万,国防科工委拨款60万……

1987年初,我邀请美国物理学家袁家骝(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的丈夫)来到我所在的考察。面对建设初具规模的郑州辐照中心,袁家骝老师听说只用了3年时间,他就觉得不可思议,高度赞扬并寄予厚望。

1987年,辐照中心当年建设竣工、当年验收合格、当年投产运营,成为“国家辐照示范装置”,并上报至国际原子能机构。至今,国际原子能机构还与我保持联系。

单位即将“修成正果”,可第一负责人暗中挪用国家的钱办自己的家工厂。无法交差,他就把一个高科技单位“移交”给郑州市蔬菜公司,拿郑州做挡箭牌,却拒交河南省科委或河南省科学院。随之,单位成为地方官吏的自家“摇钱树”。

于是,我当面提出反对意见,却被视为“异己”,随之被免职、靠边站。此后,无所畏惧的我将单位情况逐级反映,直至举报材料被中纪委书记罗干(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签批,要求“严肃处理”。

可是,河南的官场风气非常恶劣,问题一直搁置。而我一直处于被排斥、受打压的境地,还连累老伴丢了工作。

当时,一家七口人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吃饭,孩子们也跟着受苦。那是最困难的十年,也终于熬过去了。

1999年6月,我年届60,适逢退休。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XX迅速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就连我的高工职称证,单位都不愿为我办理,是我自己四处奔走、拿回来的,前后间隔了十一年之久。令我心寒!

然而,在技术上一有问题,平时碰面带理不理的单位领导就主动找我解决,或托人捎话,语气或客气、或恫吓。但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尽心竭力为单位排忧解难,义务“服劳役”三年。

最让我痛惜的是,国家投资800万元建设的高科技企业,置地近200亩“黄金地段”,却“濒临倒闭”。适逢国企改制,2006年单位被某民营企业收购,进行商业开发。但我无能为力。

在郑州的15年,可以说是“一把辛酸泪”。

六、从郑州到连云港

    2002年,连云港田湾核电站处在建设初期,急需理论扎实的专业人员充实队伍。

于是,系统内的老同学和老同事举荐了我。

虽然我从事核民用辐照已15年,与核电站的运行理论有所偏差。但经过短期的突击补课,我顺利通过了田湾核电站的试讲考核。

因此,63岁的我得以进入新的战场——连云港田湾核电站,发挥余热。

在田湾核电站,我遇到了西安交大的同班同学钱纪生。他第一句话就说,“兆麟,咱俩年少同学,没想到四十年后咱俩还能再见面……”一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确实我也没有想到;

在田湾核电站,我遇到了404核基地老同事的侄孙。那时我已六十三岁,而他都年近四十的人了,却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爷爷”。这尊称让我感触“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田湾核电站,我给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讲岗前培训课。看着眼前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笑脸,如同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自己,自己当初何尝不也是核工业的新人;

在田湾核电站,我为核工业公司的地方核电站领导做业务培训。看着眼前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领导,如同看到了中国核工业的脊梁,庆幸自己能为国家核电培养专家型领导人而自豪。

虽然我的理论基础较为扎实,又不断补充了新知识,但还不敢大意。在每次培训课之前,我就充分备课。

没有现成的教材,我自己编写教材,形成自己的讲课体系。当离开岗位时,我就把电子版和文字版的教材留在了培训中心。

每次课上,我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也结合实际案例,力求生动具体、深入浅出;每次课后,我就主动找学员聊,以此了解自己的讲课实效,倾听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有利于自己下次讲课。

在进行培训的同时,我也注重对学员的知识和能力的考核。

每次讲课开始,我就对上次培训内容进行总结性回顾,并对学员进行现场提问。答对者,我表示赞许;答错者,我也直接指出。

在每场考试开始前,我严格考场纪律,不让学员们心存侥幸与幻想,明确要求“不以分数过关为标准,而以安全操作为目的”。

如果有学员成绩不过关,我就拿着他的答卷,仔细看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之后,找他谈话,进行专项突破;如果有学员私下要求改动分数,我就毫不客气提出批评,让他安心再培训、努力再提高,决不允许他带着问题过关。

2006年初,因小儿子即将去北京工作,并且我年事已高,不得不考虑打道回府。

7月,我向部门领导提出个人想法后,他挽留我,提出“希望能多送我们一程”。接着,领导和年轻的同事们为我开了欢送会,或握手、或拥抱,并表示“有机会常回来看看”。

离开时,连云港核电站董事长陈肇博,也是核工业部原副部长,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

于是,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战场——田湾核电站,回到河南。

结 束 语

“八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1959年从许昌老家到西安交大读书,1964年从西安毕业到兰州工作;1964年再从兰州戈壁滩到北京401,1966年又从北京401再回兰州戈壁滩;1969年从兰州戈壁滩到重庆深山窝,1984年再从重庆深山窝到郑州核民用;2002年从郑州核民用到连云港核电站,2006年又从连云港核电站回到郑州……

“弹指一挥间”,时间过去了六十年。

为了国家核工业的建设需要,我一生东征西讨,可以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如今,我即将八十了。即使再为国效力,也“壮心不已”。

当人生旅途迈入黄昏时,回忆往事,我依然激情澎湃!

六十年前,高中老师的那句话,时常在我耳边回旋,“咱国家有了原子-弹,就不怕别人欺负……”

感谢母校培养了我,让我在国家最需要的核工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而不至于虚度光阴;感谢西安交大培养了我,让我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参与了中国核建设的伟大事业。

如今,中国的核技术与核产品享誉世界,如我等所愿!

                                       作者:王兆麟  王仲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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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9 05:32:3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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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2 00:38:10 | 显示全部楼层
剑池砺 发表于 2018-11-20 21:4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核国当堪回首月明中。
核导基地应犹在,只是冠名改。问君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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