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转载）

武丁王 · 发表于 2010-12-12 13:27:40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但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虽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但我国历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推，历史纪年就难以考证。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世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已经相继建立起年代学标尺相比，这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由夏商西周三代往上推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框定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建立这一时期的年代学标尺，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的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将我国有纪年的历史由公元前841年前推到公元前2070年，向前推进了1229年。
　　这份年表不仅框定了夏、商前期年代的基本框架，而且排定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王及西周10个王的在位年，填补了我国古代文明史中的一段空白。
一、迷茫与求索

　　在中国传统的农历中，清明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这是一个祭祀祖宗，怀念先辈的日子。
　　每年的这一天，无数的中国人，包括许多的海外华人，都要聚集到位于中国的腹地，黄土高原上这座古柏森森，浓荫蔽日的古庙，举行隆重的仪式--祭黄陵，以表达他们对这位被尊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的崇仰之情。
　　黄帝被中国人敬为“人文初祖”，相传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数算等等，都是在黄帝时期先后发明的，那是一个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其实，在中国，黄帝陵并不止一个，除了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那座规模宏大的黄帝陵以外，在河南省的灵宝市也有一座黄帝陵，宋代以前，人们常到此处祭祀黄帝。炎帝是另一个与黄帝同时代的传说人物，流传下来的有关炎帝的遗址陵园在中国有多处。除了在陕西的宝鸡市南郊的炎帝陵外，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湖北的随州市和湖南的炎陵县都有炎帝的陵寝。炎帝、黄帝的古老传说产生在文字出现以前，经由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才得以存留下来。它是远古时期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对圣君明主的期盼，对太平盛世的想往。同样，在现代中国地图上可以发现许多有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和夏王大禹的地名，如：山西的夏县、山东的禹城、河南的禹州，以及从南到北多处被称之为禹山的地方……。
　　这些地名的重复，传说与史实的混淆不仅仅出现在口耳相传的远古的人物和事迹中。事实上，中国早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中国，流传自今，最早的带有史书性质的古籍当属春秋时期成书的《尚书》、《春秋》和《左传》等为数不多的几部。由于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都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后人称之为先秦古籍。
　　在这些数量不多的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多经加工塑造，神话和故事交织，传说与史实混淆，疑云密布，真伪并存。在以后2000多年时间里，人们对这些先秦史学典籍基本上是全盘吸纳，深信不疑。这些为数不多的先秦古籍成了后人编写史书的源头，这就是中国史学研究中所称的信古时代。从春秋战国到大清王朝，留下的史书典籍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但是，被人们奉为正史的只有二十四部，这就是清朝中叶由乾隆皇帝诏令刊印的二十四史。中国人所熟知的《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由西汉的皇家史官司马迁所撰写。作为中国早期历史记录的集大成者，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早期中国史。据称，司马迁在修编《史记》时，曾游历中国各处，探寻前人活动遗迹，汇集天下遗文古事，考信于六艺，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王朝，最后写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汉武帝时期，上下延绵三千年。
　　在《史记》中，司马迁谨慎地将他所掌握的早期中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更早的历史，特别对中华文明成熟时期的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则是有王世无年代，记载残缺。对大禹治水、成汤革命、武王克商等改朝换代的大事，没有年代的具体描叙，为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遗憾。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大门渐开，西学东进。科学与理性的思维方法使得在中国学者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信古之风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考辩古书、古史、古代传说真伪，成了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疑古思潮兴起。
　　二十世纪初，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领导者康有为先生在其著名的《新学伪经考》中对先秦古籍进行了清算，大胆地宣称一切先秦的古文经书，皆属伪作……
　　另一位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列举大量证据，辨析古籍的真伪。他总结到："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是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极力提倡整理国故，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远古历史。 1917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的时候，认为东周以前的一切记载均不可靠，“东周以上无史”。摈弃远古时代的记载，直接从春秋时期的孔子、老子讲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考辩古史的热潮，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先生发现，上古传说中先后出现的伏羲神农，尧舜大禹等先王先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顺序正好相反，最早记载大禹的典籍出现在西周，尧舜在史书中的出现则晚到春秋末年，伏羲神农的记载则更晚。顾先生由此推断：中国的上古史是后人一代一代地添加上去的，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著名的观点。
　　人们头脑中存在了上千年的先王先公，中国人鼎礼膜拜的尧舜、大禹，统统宣布不存在，顾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震荡，一大批的中国学者参与了这场对中国早期历史辨伪求真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辩论中，人们甚至对中国出现的最早的两个王朝，夏、商王朝的历史和存在提出疑问。中国历史的巍巍大厦，似乎座落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将军，为了法国的利益，率领大军向埃及进发。随行的除了军人、火炮和辎重外，还带了上百位的科学家和学者。在征战之余，学者们对散布于沙漠中古埃及时期的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以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名义撰写了《埃及记行》。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对一个古老的文明进行系统地研究考察。历史的研究从书本走向了田野，走向了科学。经由几代人近两百年的研究，为古埃及的历史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将古埃及上古时期的王朝以及国王的在位之年考证出来，将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用年表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同样，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对西亚两河流域遗址的的考古发掘和对泥版楔形文字的破译，证实了一个距今六千年的文明的存在。在二十世纪初，面对中国田野考古的空白，面对经典古籍的疑惑，当国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悠久的历史笼罩着一团迷雾，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的历史仅仅存留在书本古籍之中。

　　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921年，当时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专家、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在进行矿业资源调查的时候，在北京的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北京猿人化石。也许是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感召，安特生一生的兴趣从此由地质学转向了考古学，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仰韶村，中国河南省西部渑池县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地上地下随处可见破碎的古老陶片。
　　1921年，安特生先生在这里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彩绘陶器，第一次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文化时期的存在，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仰韶彩陶文化。随后，一批在国外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回国，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方法真正引入到中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安阳，河南北部的城市。在这里，1928年正式开始、完全由中国人主持进行的殷墟考古发掘，使它名扬天下。大规模的宫殿、宗庙和王陵遗址，大量的青铜器和有字甲骨的出土，将一个湮没在古书典籍故纸堆里的商代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安阳殷墟的发掘第一次打破东周以上古史无实证的疑团，使得一度被认为是传说和故事的商代文明成为世界所认可的真实历史。殷墟的发现使得当时的中国学者确信，中国先秦古籍和《史记》中有关夏、商、周三个王朝的记载并不是空穴来风，也有许多合乎事实的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的存在恢复了信心。田野考古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学者将目光从书本转向了大地，将单纯对早期历史典籍的辨伪求真的转向以文献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解释古代历史。由疑古派转变为释古派。继发现安阳殷墟之后，20 世纪中叶，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夏王朝的活动区域，河南西部洛伊河流域和山西的南部地区，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为找到夏文化提供了考古学的线索和依据。经过考古工作者几代人几十年的辛勤努力，使得古代史书中描述的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的历史得到了验证，沉浸在历史长河深处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渐渐浮出水面。遗憾的是，对应这些王朝的文明史，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年代学标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年代数据相对简单甚至是空白。
　　年代是历史的框架，历史年代的模糊不仅影响我们对有关历史事实的研究和理解，甚至关系到对那段历史的认可。
　　1996年由中国国家科技部等机构发起并资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将是中国人第一次投入如此多的的人力、物力，进行的历史学研究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汇集了中国历史文献、考古，天文与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的最高水平的专家，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勾勒时代线条，经纬三代历史，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年表。

二、夏王朝的证据
二百多年前，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人在山东省嘉祥县发现了掩埋于淤土之下的石质结构的建筑群，随即清理出大量的石刻画像。从碑文上看，这是东汉桓帝时期，属于本地一个武姓家族墓地的石刻建筑群----武氏祠堂。
　　武氏祠石刻画像无疑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它也是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有关汉代以前上古时期人物形象的实物证据。
在大量的平面石刻像中，有伏羲女娲，三皇五帝等上古人物，也有夏禹夏桀，孔夫子秦始皇等圣贤和暴君。
　　石刻像中，夏朝的始祖禹王头戴斗笠，肩扛木耒，行色匆匆，一付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贤明圣主形象；而画像中的末代帝王夏桀则是脑满肠肥，生活荒淫，以女人为坐骑。
　　现在，这两幅石刻画像几乎成了夏王朝国君的标准画像广为流传。虽然这些画像的象征意义远多于其考古价值，但是这毕竟是1800多年前的古人留给我们的唯一有关夏王朝的有形材料。
　　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王朝可以说是在与黄河水灾的不断搏斗中建立起来的。3000多年来，摇摆不定的黄河多次泛滥，几次改道，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被黄河冲带下来的泥沙层层覆盖，为后人寻找夏人的踪迹带来了重重困难。
　　现代中国，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还只是存在于史书典籍里，夏王朝的都邑、活动区域等重要内容缺乏实物证明。没有考古学依据的王朝是难以让世界所承认，当然也无法科学地推算出夏王朝的年代框架，让世人所信服。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似乎找到了与夏文化有关联的遗迹。1930年由梁启超次子，曾在美国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在古称东夷的山东龙山镇城子崖进行的发掘。遗址中首次发现了既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而地层年代又早于当时正在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商文化的一种独特的"黑陶文化"。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轮制陶器漆黑光亮，有的陶器薄如蛋壳。"黑陶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彩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不久即依照其发现之地的地名龙山镇，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虽然城子崖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史书中早期夏人的活动区域有一定差异，人们还不能将城子崖遗址和夏王朝直接联系，但是这足以证明，在黄河流域找到了和夏王朝时代相近并且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的城池遗址，增强了中国学者寻找夏文化的信心。
　　在中国传统的地理堪舆观念中，天圆地方。中岳嵩山，古称崇山，嵩山和附近洛、伊流域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设在这里用来观天测地的古观象台的延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史记》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活动在黄河与支流洛河所形成的这片区域。
　　利用古文献提供的线索，从考古学的角度寻找到夏人的遗迹，是科学推断夏王朝年代框架的第一步。
　　1959年，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率队调查"夏墟"，也就是寻找有关夏的遗址，在北靠黄河邙山，东邻中岳嵩山的偃师二里头村一带发现了分布广泛的古代遗址，随即进行了发掘，由此拉开了从考古学角度对夏王朝文化进行探索的序幕。
　　40多年来，历经多次发掘，现已基本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对地层作出了考古学分期和文化分类，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确定夏王朝年代框架的目标打下了考古学基础。
　　1961年找到了大面积殿堂式建筑的夯土建筑基址，被命名为二里头一号宫殿。从建筑基址的规模上看，它决不是普通的民宅，是象征权利或具有祭祀作用的宫殿或宫庙式建筑。
　　殿堂式建筑，大规模青铜器铸造和礼器等基本要素的存在，显示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当时的帝王之都，中国学术界基本认同和接受二里头文化与历史上的夏王朝有直接的关联，在这里可以找到夏王朝的年代信息。
　　这里是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另一处都城遗址，从正在发掘的情况看，夯筑的高台和台阶轮廓清晰可见，成排的立柱坑还可以在高台的地面上分辨出来，这无疑也是具有宫殿或宗庙性质的建筑。正在清理的是被称为偃师商城3号宫殿的建筑基址。
　　偃师商城遗址是1983年发现的，经过近20年的勘探发掘，已探明和确定这是一个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商代早期城池。
　　一个王朝的都邑不论时间和地点上都和和另一个王都的都城紧密相连，这决不是一种巧合。
　　照此分析，偃师商城开始修建的年代应该就是夏王朝灭亡的年代。
　　这是偃师商城西城墙的中部，1997年的春夏，在偃师商城西城墙夯土基础的下面，发现了一段宽度比大城墙窄的小城墙遗迹，从地层关系推断，这是一段早于偃师商城的城墙遗址，偃师商城的修建年代在这里可以找到线索。
　　考古工作者在此处代表不同时期的地层中，采集了大量的含碳样品，希望得到偃师商城开始修建的绝对年代。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解决夏王朝中晚期和结束时间的线索，对夏王朝的起始点还得另找出路。
　　当我们将目光从被称为中土的河南西部的河洛地区稍稍地扩展一点， 1976年在距离二里头遗址直线距离约50 公里，中岳嵩山的南麓一处被称为王城岗的高地上，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一处从考古学分期上讲年代早于二里头时期的龙山时代的古代城池。
　　近似方形的土筑城墙，被认为是后来中国特有的方形城制的原始形态，城内大量的祭祀坑表明，这里不是属于普通人的居住群落。
　　在史书中，曾有多处记载夏禹居阳城，而阳城又靠近嵩山。这一切似乎都显示着王城岗遗址和夏朝禹王时期的阳城有着某种关系。
　　1997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和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云集豫西，对王城岗、二里头、偃师商城等有关夏王朝的考古遗址和遗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首次对有关夏文化的遗址作了考古学的年代分期,将一系列处于不同区域，但是有着前后传承、相互关联的遗址、地层，按照时间的顺序串联起来：
　　1、王城岗和禹县瓦店遗址相当于夏王朝开始时期；
　　2、二里头遗址相当与夏王朝的中晚期；
　　3、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年代对应夏商两个王朝的年代分界。
　　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一位美国的化学家威拉德。利比，以奖励他所发明的利用放射线同位素碳来测定古代遗物年代的方法。这就是在现代考古上应用最广泛的碳14测年法。
　　碳14是存在于大气中的一种微量的碳放射性同位素，在大气中的含量基本上保持恒定。碳14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动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植物生存，因此所有生物体内都含有碳－14。在死亡之前，生物体所含的所有碳元素中碳－14的比例和大气中的一样。但是生物一旦死亡，停止与大气交换，生物体所含的所有碳元素中，碳－14就按衰变规律减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生物残骸中的放射性碳元素的数量，经过比较，来确定生物死亡的时间。由于在考古地层中很容易找到含碳的生物体残骸，如：木炭、种子、动物的遗骨等，这种方法为古代遗址遗物的年代测定带来了很大方便。
　　常规碳14测定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进步，精度越来越高，但是常规的碳14测定，通常要求3-10克的含碳样品，因此，要求被测样品有一定的数量，其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加速器质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核分析技术，只要有相当于常规碳14测年样品数量的千分之一，也就是毫克级的样品，就能用来测年。另外，加速器质谱测年的效率高，一份样品只需数十分钟。特别适合于测定珍贵的甲骨、遗址中残留的种子、碳屑等数量不多的样品。
　　作为科技测年的重要手段，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碳14测年技术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力量。包括对社科院考古所常规碳14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的常规碳14和AMS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进行全面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改造后的三个实验室相互进行了测量精度的对比测试。
　　北京大学AMS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还特别邀请国外同行对改造后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1998年三个实验室陆续调试完毕，投入工作。从各考古遗址中不同地层采集的系列碳样被送到这些实验室里测定年代，有的碳样还采取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这两种不同方式分别测定，以确保数据的准确。
　　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也就是距夏王朝的灭亡不过800多年，中国古代的大学者、大圣人孔夫子就对夏王朝史料证据的缺乏而感到茫然，曾经发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的叹息。

　　公元2007年,以往考古界认为，中华文明形成于河南二里头遗址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1959年，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夏朝遗址。而关于夏禹前的历史一直只是传说，从未被考古证实过。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

　　然而，距今4200年—45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至少将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年。陶寺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居住址
　　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 3种，以后二种居多。长、宽一般2～3米。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井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窖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墓地
　　在遗址东南隅，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 160多座墓。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约当公元前 2000 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916.png

房址基础

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 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早期大型墓只发现 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规模最大的墓，长 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晚期尚未发现大型墓，中、小型墓所占比例大体与早期相同。　　①大型墓：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经鉴定，墓主都是男性。　　②中型墓：长、宽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孙。死者多系男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的为女性。　　③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
文化遗物
　　出土遗物有陶器、玉石器、骨器、铜器等。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少量的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平底器和袋足器发达，典型器物有夹砂缸、釜灶、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1581.png

出土陶器

盆形斝、罐形斝、尊形斝、折腹斝、肥足鬲、大口罐、镂孔圈足罐簋、折腹盆、扁壶等。主要器类有比较明确的发展序列。　　随葬陶器有灶、鼎、斝、罐、壶、瓶、盆、盘、豆、觚、“异型器”(可能即古文献中的“土鼓”)等。除夹砂质的炊器外，各种泥质容器器表多施朱绘或多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出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构成斑斓绚丽的图案。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漆器花纹颇多相似。其中，以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蟠龙纹陶盘最具特色。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绿、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4390.png

IFJT3夯土出土铜盆片正面

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实物，并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 1000 多年。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还发现一个用毛笔朱书的字，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类同。　　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类型文化，在中原地区诸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发展水平最高。多数学者认为，它反映原始氏族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编辑本段考古发掘进展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7年田野考古新收获　　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实施探源工程II陶寺遗址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继续探掘任务以及配合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我队于2007年7月7日至12月13日，对陶寺遗址宫殿区进行试掘，总计发掘122天。领队何驽，其他参加发掘人员有社科院考古所高江涛、冯九生、张管狮，山西省考古所王晓毅、冀宝金。 2007年陶寺发掘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0672.png

城墙

共开探沟10条，共发掘面积892平方米（含2005年发掘的主殿部位探方重新揭露部分300平方米）。2006年的发掘大致弄清了IFJT3的西北角，而本年度夏秋两季的发掘又基本上弄清了IFJT3的西南角、东北角和东南角。这样，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FJT3的四至、形状、规模等大致情况基本廓清。另外，在IFJT3的中部偏东位置发现了柱网结构明确的一处宫殿夯土基址。　　IFJT3是一个较为完整不可再分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础，近正方形，方向225º15′，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大约1万余平方米。台基基坑边缘部分遭破坏严重，很不整齐。部分地方夯土残留厚度70厘米左右。台基基础仍由夯土版块筑成，夯土版块多数质量不佳，少数质量很好。 IFJT3的东北角向外凸出一部分夯土，夯土边缘线分别向西、向南延伸出去。向南应与FJT3东南角接上，向西应与FJT3西北角接上。从FJT3东北角的ITG22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1、H82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　　IFJT3的西南角因破坏严重，已基本无存，但其向东延伸出去的夯土边缘线还残存。因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和灰坑的破坏，IFJT3西南角向东延伸的夯土边缘线不整齐，边缘以内夯土基址内夯土质量不佳。从ITG24内遗迹单位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4等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时代也是陶寺文化中期。　　IFJT3的西南部有一片向西南凸出的夯土基础，大约有100平方米，距西南角约20米，是否为坡道，或为出入口，或为其它FJT3附属建筑，因仅余夯土基坑部分，而不得详知。　　IFJT3的东南角保留较好。弧形圆角，向西向北延伸出去，其以南以东均为红生土，此拐角十分明显。从ITG30与ITG31的发掘看，IFJT3的东夯土边缘线十分明显，比较整齐，保留较好，部分地方因破坏而略有凸凹，夯土边缘线以西为版筑夯土。东南角夯土基址被陶寺文化晚期层叠压，出土陶寺文化中期陶片，同时又打破中期地层以及早期灰坑H90，时代同样属于陶寺文化中期。　　本年度发掘所获意义重大，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陶寺遗址宫殿区及宫殿类建筑的存在，同时为全面揭露IFJT3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明确线索。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6263.png

主殿南侧柱洞系统

IFJT3内的殿堂建筑遗迹是本年田野工作又一重要发现。该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位于大型夯土基址IFJT3中部偏东。面向正西南，方向约225°，与整个IFJT3的方向一致。柱网所占范围东西长23.5米，南北宽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洞，其中南排保留7个，中排残留3个，北排保留8个。　　绝大部分柱洞外有柱坑，柱坑直径多50~80厘米。柱洞直径多为45~50cm，个别柱洞直径较大，达80cm。柱洞内填土多为红烧土。柱间距南排与北排情况不一，据现有柱洞分布看，南排自西向东柱间距有宽窄之分，为一窄一宽分布，窄的间距约2.5米，宽的约5米；北排柱洞除中间两个间距为约5米外，其余皆间距约3米分布。中排因仅保留3个柱洞，具体排列分布情况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排柱洞并不相对应，但北排中间间距较宽的那组柱洞与中排以及南排一组宽间距柱洞却基本相对应。经解剖，柱洞一般残深约30~40cm，柱洞下有柱础石。有些柱洞除有柱础石外，在柱洞壁周围填塞一些石块，以加固柱子。这种做法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比较罕见，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中的柱洞也未见到此类做法。另外，在IFJT3的殿堂部位的夯土中，还出土一铜器残片，初步测定为砷铜。发现两处被打在夯土中的人骨架，一处骨架零乱；另一处无盆骨以下部分，但臂戴有一玉璧。两处应均为非正常埋葬。有可能是奠基的人牲或人祭。
编辑本段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意义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主要收获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187.png

出土陶器

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随葬品。2002年，经过第二轮发掘，确认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发现
　　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因此，陶寺遗址一经发掘便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根据对陶寺遗址的时空分析，学者们很快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一起，初步认定它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识的日渐统一，有关陶寺遗址的讨论也趋于沉寂。　　2000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结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古界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中华文明研究热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开了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二轮序幕。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被确定为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的专题。作为课题的实施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对陶寺遗址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　　两年来，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钻探与重要遗迹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中国史前第一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城址的发现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现50余处，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内蒙古中南部、湖南、湖北及成都平原一带。其中，河南和内蒙古发现了20余处，但地处河南和内蒙古之间的山西在陶寺城址发现以前却一处也没有。人们对地处中原的晋南，尤其是陶寺遗址没有发现史前城址感到十分茫然。大家认为，陶寺这样高级别的聚落是应该有城的，因为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而今天的发掘结果证明，陶寺不仅有城，而且有中国史前最大的城。经过两年的全面钻探和局部解剖，我们已经知道陶寺城址经历了早期小城（面积56万平方米）到中期大城的发

file:///C:/DOCUME~1/A乌龟壳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1308.png

祭祀遗迹

展。早期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位于中期大城的东北。中期城垣在早期小城基础上向南、向西发展为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1500米的大城，面积达到近280万平方米，超过此前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城（170万平方米），一跃成为中国史前“第一城”。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此外，在大城南端凸出的中期小城内还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并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大墓，出土随葬品72件套，墓主人极有可能是“王者”级别的人物，应当与早期大墓主人的身份相同。　　20世纪80年代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陶寺文化，但这一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1300余座不同规格墓葬尤其是对早期大墓的发掘基础上的，在对整个聚落的把握上难免缺乏整体性和准确性，而陶寺城邑及中期大墓的发现则弥补了我们对陶寺文化总体认识的不足。尽管陶寺城邑经历了早中期的变迁和后世的废弃破坏，但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仍呈现出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从这些重要的遗迹和城垣的规模可以看出陶寺城邑的宏伟气象，特别是宫殿区、祭祀区、仓储区及墓葬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更说明了陶寺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都邑，应该就是“尧都平阳”之所在。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重要载体

　　通过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从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这种探索便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深深地改变着我们的古史观和文明观。从盲目的疑古到科学的考古，从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到多元一体论，这些认识观的重大改变均源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今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有关中国文明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动力等问题还有待考古学的进一步回答，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的文明并非只有中华文明，但其他古文明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中华文明至今未曾有过断裂，一直迤逦绵延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道德规范等，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唐尧时期就已具雏形。陶寺考古无疑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实证，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比如，2003年陶寺最重要的发现———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此圆体建筑就应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据记载，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还亲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科学的观测与记录，显然总结不出这些亘古不变的规律。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恰恰证实了“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尧典》上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无论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还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唐尧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和性质。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强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因为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最早瓦片突破“秦砖汉瓦”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西南22公里，临汾古为平阳。这座古城的城墙东西有130米左右，年代为距今4200年—4500年。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这座古城就是当时重要建筑的所在地。

　　社科院考古所学部委员刘庆柱说，陶寺遗址历史年代上与尧舜时期存在一致性。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也曾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中指出： “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

　　在这座古城内，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区，其中最大的宫殿有1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制瓦。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有了瓦，意味着有了屋顶。这也打破了“秦砖汉瓦”的说法。有关考古人士笑称，这或许应该称作“尧瓦”。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块瓦片，“泄露”了尧舜当年的生活信息。

　　这件板瓦出自宫殿区，背面有泥，周边有白灰边勾缝迹象，因此考古专家判断其为宫殿屋顶上的板瓦，陶板瓦解决了建筑屋顶外装修技术上的漏雨问题，开创了古代历史上建筑用瓦的先河，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它是砖。

　　最早龙纹陶盘 “暴露”主人身份

　　陶寺文化中，产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彩绘龙纹陶盘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彩绘龙纹陶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人员介绍，在陶寺遗址内，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并出土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王”墓。

　　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两个珍贵的彩绘龙纹陶盘就出自遗址的大墓当中。直径大约50厘米的彩绘盘，内饰盘龙，龙的口中叼一根松枝。

　　中国社科院考古专家分析，这象征着墓主的身份和等级，说明墓主是城中的统治者。当时的等级划分已经形成。

　　考古界推测，该龙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从陶寺的龙纹陶盘开始，我国的龙形象开始演变发展，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的文字早于甲骨文七八百年

　　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

　　在陶寺城址的晚期居址中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用红色毛笔书写的字符——“文”字，“文”字的写法与后代甲骨文、金文中“文”字的写法非常相似。这改变了人们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的认识。

　　许多专家认为，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毛笔朱书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

　　文字扁壶为残器，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同样用毛笔蘸红颜色书写的字符。

　　这个字体尚未被确认，为上下结构，上为圆角方框，似乎象征着城；中为一横线，似乎象征着地平线；下部形似一个人做跪拜样，另外还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红色一周。说明是在扁壶残破后描绘与书写的。

　　人们对这个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目前存在很多种解释，如命、易、尧、邑、唐等，争论很多，但是考古专家认为，无论哪一个字是正确的，都与“唐尧”、“夏雨”、“夏启”有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考古专家何努表示，以前国外考古界一直认为尧舜只是传说，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如果这个扁壶的背面是一个“尧”字，那么基本可以表明最早的文字提前了七八百年，也可以对尧舜文明进行进一步的佐证。

　　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科，由于文字不在正规的载体上，所以考古界尚不能明确肯定，但是很多考古专家是倾向于这个文字早于甲骨文这一认识。

　　世界最早稻谷产自中国

　　在这次展览以前，或许从来没有人相信世界上最早的稻谷产自中国的江西万年县，时间大约在12000年前。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论坛上，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做的一场题为《中国农业起源的新资料和新思考》的演讲中，对此有所提及。

　　在首博的展览中，并没有出现12000年前的稻谷，而是对一万年前的稻谷进行了展出，展出的稻谷产自浙江省浦江县。

　　记者在展览现场发现，这些稻谷呈咖啡色，在很袖珍的器皿中存放着，需要放大镜的辅助来观测。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稻谷已经碳化，用手触摸很坚硬。

　　上山遗址坐落在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万年。当初河姆渡遗址出土7000年前人工栽培的水稻，曾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热点引到长江下游地区，而上山遗址又将这一记录提前了约3000年。

　　夏朝已经用绿松石做饰品

　　被称为夏都遗址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曾出土几件绿松石铜牌饰。

　　绿松石铜牌饰平面呈长圆形，中间两侧呈弧状束腰，两侧各有穿孔钮。在铜牌的凸面(正面)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凹面(反面)附着有麻布纹。

三、再探商王朝

　　这里是河南安阳洹河北岸花园庄的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洹河以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钻探，现已探明这里是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年代比洹河以南的殷墟还要早的商代城址。
　　这个考古发掘点的任务之一就是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遗址中早于殷墟时期的地层里，采集系列的含碳样品，以帮助确定商王朝中期年代。
　　从地理位置上看，安阳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中部。3000多年前，这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最适合修建王朝都邑的地方，人们熟知的安阳殷墟就位于古老的洹河水南岸，这里曾经出土过成千上万片的有字甲骨。
　　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的医疗手段，中药药材取自自然，万品皆可入药。据《本草》所载，“龙骨”是治疗创伤，压惊镇痛的一味药材。清朝末年，北京的中药店里常常可以见到这种来自河南的“龙骨”。
　　100年前究竟是谁最早发现了甲骨文，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那就是出生烟台的晚清进士王懿荣。
　　据称，王懿荣先生晚年多病，在其所服用的中药里常见一味称为“龙骨”的配药，“龙骨”上雕刻的怪字，引起了作为金石学家的这位晚清进士的注意，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极有史料价值的古代遗物。随后王进士不惜重金，四处收购，共得千余片有字甲骨，开始有目的有系统地对甲骨上的文字进行研究。
　　1900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侵。当太后、皇帝，满朝文武竞相西逃之时，王懿荣居然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京师防务。
　　以弱病之躯，率乌合之众，抵御外强，其结果可想而知：当八国联军破城之时，王先生投井自尽，以身殉国。大清帝国成就了一位杀身成仁的烈士，可惜却失去了一个学养深厚的金石甲骨文专家。
　　史书上记载，商王朝的早期和中期，王都多次迁移，自第二十位商王盘庚将首都定在称为“殷”的地方以后，方才固定下来。 “殷”成了商王朝由鼎盛到灭亡的终极之地。商灭后，商朝的王都成了一片废墟。几千年沧海桑田，日月销蚀，到了后来，留在史书上的“殷墟”，其具体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
　　安阳的有字甲骨的出土，为人们寻找殷墟指明了方向。在20世纪初，人们追根溯源来到了安阳。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专门派出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到安阳调查。年底正式成立了考古组，聘请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为组长，会同先期到达的董作宾先生，在洹河两岸进行发掘。随后，留学回来的梁思永先生也受聘加入安阳的发掘工作。
　　在安阳早期的发掘中，实际分为两个部份。在洹河南岸小屯村，挖出了成片的版筑夯土基址和一排排整齐的立柱基坑。从建筑物基础的规模和形制可以断定，这一带是宫殿和宗庙所在。
　　另一部分是在洹河北岸的发掘，在这里，找到了规模宏大的八座大墓。有的大墓有四个数米宽的墓道，大墓中有大量的人殉陪葬，按照中国古代礼制，此类大墓只有帝王才能享用。
　　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还有刻在出土甲骨上的晚期商王名字，基本上与史书的记载相合，毫无疑问，这就是殷墟，商晚期的都邑所在。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人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的考古发掘，也是最辉煌的一次考古发掘。殷墟和商王朝的确定，如同一道冲破迷雾的阳光，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
　　安阳成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圣地，一个永远挖不完的历史宝库。在随后的70多年里，这里的考古发掘几乎没有停止，每次发掘都会有新的收获。
　　现在已经探明的洹北花园庄遗址是比殷墟年代更早的商代遗址。在这里的地层里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为商王朝中晚期的碳14 年代测定，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20世纪中叶，位于黄河南岸坦荡的黄河冲积平原上，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交会处的郑州市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城市的中央有一个古老的城垣，城垣的年代和性质一直没有定论。
　　1950年以后，为了配合城市建设，对古城进行了长期的发掘研究。周长近七公里的城墙，大片的夯土宫殿式建筑基址，以及大量出土的青铜礼器，这是一座比安阳殷墟年代还要早的商代早期都城。
　　商王朝的早期，迁都频繁，甚至可能同时有几个个大的都邑。在郑州以西100多公里，洛伊流域的偃师市市郊，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就是和郑州商城营建模式和城市性质相似，兴建和存在的时间相近的另一座商代早期城市。
　　偃师商城的发掘可能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事件。现在已经探明偃师商城是由宽厚的城墙包围的方圆近两平方公里的都城，在商城内的南部，考古学家剥离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宫城遗址，近似方型的宫城内，三重大殿的建筑格局，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北京故宫的身影。
　　近七十年来，从殷墟发现到郑州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使我们完全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上把握住商王朝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从1996年到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代表商王朝从兴起到衰亡的历程的几乎所有重要遗址中，都进行了系列的碳样采集。对郑州、偃师等商代早期遗址地层年代的碳14年代测定，不难得出一份有说服力的年代框架。
　　在碳14测年技术中，所测到的只是生物死亡的年代，所以样品的选取有很大的讲究。
　　对有字甲骨进行碳14 测定，既可以得到相应的年代数据，同时结合有字甲骨中反映当时商王活动的文字内容，可以相对准确地提供有关王世和商王的年代信息。
　　在商代，一般来讲，牛作为当时王宫内祭祀或食用肉类的主要来源，喂养的时间不会太长，商代祭祀所用骨版一般是用这些牛的肩胛骨制作。
　　由于有字卜骨属于珍贵文物，取样时不能对甲骨有大的破坏，用加速器质谱法进行碳14测年时，每次取样很少，刚好满足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要求。
[现场采访刘一曼：
　　殷墟考古工程的取样需要卜骨，就是从卜骨里抠出一克左右，进行加速器测验。他们说年代能精确到十几年，不超过二十年。我们就是把殷墟出土的刻字卜骨从早到晚，比如说从武丁到帝辛，给它排序，然后每一个阶段、每一类卜辞我们都要选取取样的标本。拿这个坑来说：这是比较早的，殷墟文化第一期，所以我们选了三片进行取样。取样的原则是要不破坏卜辞，像这一块字在这里，我们就从骨臼里取出一块，一克左右。]
　　对有字卜骨的碳14年代测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直接获得当时的文字信息加上相对精确的测算文字载体的年代，为商王朝的年代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现在出土的完整龟甲不多，出土时一般都碎成了指甲盖大小的小块，出土后，要经过仔细的拼对，粘接，使其复原，经过百年来几代人的研究破译，大部分的甲骨文都能判读。
　　对甲骨文卜辞的解读使得我们能直接获得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至天文气象等方面的信息，复原商王朝时代的社会概貌。特别是甲骨文中涉及到当时天象的有关记载，为天文学家推算该天象发生的确切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了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7年8月，专门召开了一次甲骨文日月食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甲骨文专家，对有关甲骨文上所载的日月食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后认为：在商王朝的晚期的武丁王时期，由一位名叫：“宾”的王室占卜师作的一组甲骨卜辞，记录了五次月食天象，并且有月食发生时的干支日历，利用这些信息，可以用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第23位商王武丁的在位之年。
　　在中国传统的历法中，有一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日期记录方式：干支纪日、干支纪月、干支纪年。从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证明，中国独特的干支纪日，从商王朝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干支纪日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日期记录方法。
　　由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所完成的课题：利用殷墟甲骨文中带有干支的月食记录，推算商代武丁王的在位之年，极具特色。
　　天文学家用天文方法将商王中晚朝，所有武丁王可能在位时期发生的上百次月食的时间推算出来，换算成世界通用的公历和中国传统的干支纪日系统。最后再对比甲骨文所记载的月食发生时间的干支日历记录进行筛选。
　　天文的计算和分析表明，公元前1500-1000年间，有一组，并且只有一组月食天象，它们的发生时间范围、顺序、和干支日期与甲骨文宾组卜辞所描叙的五次月食天象完全吻合。
　　甲骨天象记载，使专家能够推导出武丁王在位时期内的几个绝对年代，再结合其它古文献记载，就可以得到第23位商王武丁的在位之年为公元前1250年到公元前1192年。
　　以武丁王在位之年为支撑，结合对甲骨文中其它诸王的祭祀活动的综合研究，对商后期有字甲骨所做的科学的碳14年代测定，以及对商代灭亡之年---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使得推算从第20位商王盘庚一直到末代商王纣王帝辛的在位之年，有了科学的依据。
四、求解武王克商之年
　　武王克商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一部《封神榜》的小说将这段历史演义成一场天地人间呼应，人神鬼怪共舞的大混战。
　　史书中其实是这样记载的：原来偏居西方一隅，臣服于商王朝的周人，势力渐渐强大，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周武王姬发亲自率领周人大军，计有战车300乘（sheng），虎贲（ben）3000人，甲士4万5，会同反对商王统治的其它方国，在河南盟津会师，武王向众人宣告：当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昏乱暴虐，自绝于天，今日我们将共行天罚……。随后，反商同盟在牧野与商军决战。鏖战一日，商军大败，纣王逃回行宫朝歌，在鹿台自焚身亡，至此商王朝覆灭，周王朝建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件：武王克商。
　　武王克商之年是两个王朝的分界点，自然，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将求解武王克商之年这个典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列入到工程所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由于武王克商之年涉及到文献史料的考证，古代历法的编排，天文现象的推算，铜器铭文和甲骨文的释读，当然还有考古发掘等等，几乎包含了历史研究手段的方方面面，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从战国时期到现代，无数的学者为此付出了心血，企图求得着武王克商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中武王克商课题组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古今中外学者求得的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结论汇编成书。
　　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结果，从公元前1127年到公元前1018年，共有44种说法，前后相差一百多年。
　　为了找到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最据说服力的武王克商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课题组从不同的途径，利用不同的手段来求证这个千古难题。
　　沣河，流经西安城西南郊，50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探明，这里，在沣河两岸曾是西周都城所在，历史上称之为沣京与镐京。1996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沣镐考古队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一带进行了有目的的发掘，期望找到与武王克商时期相对应的考古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在沣镐遗址区发现了一个具有典型年代分期意义的探坑。
　　用考古学的术语来讲，这是一个灰坑。所谓灰坑，就是在一个废弃了的深沟或大坑里，由于不同时代的人在向里面抛弃生活废物垃圾所形成的堆积。
　　不同时期的堆积，由于内容、年代的不同而形成可以分辨的土层，不同土层内所含的古代遗物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总的来讲，下层遗物所代表的历史年代必然早于上层遗物所代表的历史年代，这就是考古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层位学原理。
　　田野考古中，工作人员首先要通过对土质、土色的分析，将不同的地层仔细地分辨出来，将包含在各个堆积层中的古代遗物，如：陶器的碎片、木炭、动物遗骨、甚至还有金属物品等分别清理出来。在绝大多数的考古发掘中，古代陶器是用来进行文化类型分析和年代分类的最主要的标识性器物，因此还要将陶器碎片比对、拼接、复原。
　　在这个标明为H18的袋状灰坑中，发现了典型的两类遗物，经过各方考古专家考察认定，在下部地层中发现的陶器属于武王克商以前，先周的器物--连裆鬲；而在上部地层中出土的则属于武王克商以后，西周早期，由东方传过来，带有商文化特点的陶器--瘪裆鬲。
　　灰坑18的考古结论为武王克商年代提供了一个范围，专家从代表不同年代的地层中采集到系列的木炭和炭化小米的标本，用来进行C14年代测定。
　　经过对各地层含碳样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发现代表武王克商以前所谓先周时期地层的形成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060，而代表武王克商以后的西周地层的形成年代不晚于公元前995年，再结合其他遗址的数据，考古学家和碳十四测年专家将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使得解决问题的范围由原来的100多年压缩到30年。
　　不论是方法和对象，考古学和天文学真正称得上是天壤之别，但是在历史年代的研究中二者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进行武王克商之年课题研究中，天文学和考古学相辅相成，让专家们分别在天上和地下找到了证据，来证明那次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所处的年代。
　　任何一个民族在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自然而然注意到头顶上那片天空，展现人们头顶上的斑斓星空，无疑会引起古人无尽的遐想。随着人类由渔猎发展到农耕，星辰日月的周期运动成了先民们的最古老的日历和时钟，从指导春耕秋收，到确定季节时令的交替，观象授时蕴育了古老的天文学；当人们对自然的巨大力量感到恐惧，对天地的神奇造化感到敬畏的时候，巫术、卜筮和星占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造就了最早的天文学家。
　　同所有早期文明一样，商、周时代是一个敬鬼神，信天命的迷信时代。在商代占卜所用的甲骨文卜辞中，有许多明确的天象记载；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往往也有当时日月天象的描述。武王克商，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理应会为发兵而询问上苍，观天象而拟定伐谋；胜利之后，则会感谢各路神灵，隆重庆贺……
　　这些活动应该会有专人记录，为我们留下线索。
　　1979年在陕西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从铭文上看，利簋是为了庆祝武王克商的胜利而专门铸造的礼器或者是赏赐。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于甲子日克商，证明了传世的古代文献中所记载克商之日的干支是完全正确。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克商之日的晚上，木星正在天顶。不过情况似乎好过了头。在先秦古籍中，有关武王克商的天象记载似乎太多了，许多的记录相互矛盾。去芜取精，去伪存真，是专家首先进行的研究工作。
　　随着人们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掌握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现代天文学已经能够精确地推算和反演出地球、月亮和九大行星在上下几千年里，任何一个时间段中所处的位置。同样，只要古代天象记载准确无误，给出的天象条件足够多，天文工作者也能利用这些已知条件求出这些天象出现的精确时间。
　　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南京天文台的天文工作者利用古籍中的天象记载，采用不同的条件和计算方法，在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范围内，分别得出了一组武王克商之年的可能年代：
　　南京天文台张培瑜研究员推出的年代是公元前1027年；
　　上海天文台江晓原研究员得到的数据是公元前1044年；
　　陕西天文台刘次沅研究员计算的结果是公元前1046年。
　　用天文学方法，各自独立推算出来三个不同数据将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进一步缩小到17年之内。在这里，三个年代数据表示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能有一个数据是正确的，另外的两个年代则会被遗憾地排除。
　　经过专家组对天文推算所引用的天象条件的严格评判，结合已经得出的西周王年表，最终得出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根据这个推算，我们可以回到3000多年前那个改朝换代的年月，逐日演示那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公元前1047年11月27日，庚午日。凌晨时，月亮位置在东南方称为房四星座的正中。此时武王大军在周的镐京集结，备战。
　　12月20日，癸巳日。反商大军出征，日夜兼程，向东方进发。此时，东方的夜空岁星格外明亮。
　　公元前1046年1月14日，戊午日。周人的大军到盟津与其它的反商同盟军汇合。准备战斗。
　　1月20日，甲子日。子夜岁星当顶。天明后反商大军在商都之郊的牧野与商军决战，一日之内，商军土崩瓦解。
　　3月12日，乙卯日。武王回到沣镐，到祖庙祭告周人先王先公，庆祝胜利。…………。
　　公元前1046年，这是迄今所得到的最接近科学真实的武王克商之年！
五、续接西周王年

　　在中国，如果追根溯源，作为对古代器物进行考证和研究的考古学其实早就存在。中国人对古玩的爱好和收藏由来已久，由于所见早期遗物多为青铜和玉、石等材料制成，在过去专门形成了一门学问，称之为金石学。从公元1000年的中国宋代开始，陆续有《博古图》、《金石录》、《考古图》等研究早期金石器物的专著出现。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其种类繁多，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有许多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活动。特别在西周时期，人们在制作青铜器物时，常常在上面留下铭文，或铸就或凿刻。铭文内容有记叙祭典训诰、君王事迹、田猎征伐、盟誓契约等等。这些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宗法礼仪的青铜器铭文是弥补史书缺佚，映证古史传说的重要的材料。
　　周武王所建都邑设在“镐”，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的沣水河畔。周镐京，从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来看，位于中国的西部，所以史称“西周”。从周武王克商，到周平王将都城向东迁往洛邑，西周经历十一世，共有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二个周王。从厉王以上开始，史书中无王年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西周年代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给出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基准点，向前推算到周武王克商之年，将西周各王的在位之年排列出来，构成一个西周王朝的完整的年代框架。
　　铭刻在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在中国，研究青铜器铭文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现存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简繁不一，内容庞杂。
　　青铜器铭文为我们确定西周王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是，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西周王世和年代的完整记载。
　　在古代中国，沿袭着一种礼仪，不得直接称呼当朝国王的名字，称之为“避讳”。这种情形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似乎也有所体现。在这成千篇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很难见到当朝国王的名字；在所有有字青铜器中，同时记有王年、月、干支、月相等时间词语的青铜器只有六十多件；对表示时间月相词语的语义后人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用金文来研究年代，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
　　利用青铜器年代排序和铭文内容研究得出的西周年表称为“金文历谱”。
　　1998年中国研究西周历史和金文历谱的专家多次云集北京，交流探讨青铜器铭文中关于月相等纪时词语的含义，推知西周历法的基本要点。通过对青铜器的外型比较、纹饰分析、铭文字体的演变、出土地层所代表的历史年代排序，再根据考古学中类型学的原则，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对同时记有王年、月、月相、干支等记叙时间词语的六十多件青铜器进行排队。
　　对得到的这样一个青铜器相对年代顺序的分期表，如果能找到其中的某些绝对的年代作为支点，就可以推算出一个完整的西周列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对中国青铜器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并结合近年来田野考古和天文学的新发现，进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找到了许多重要的绝对年代支点。
　　《史记晋世家》所记，周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即病逝，武王之子成王即位，其时，成王和弟弟叔虞还未成年
　　据历史记载，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一起玩），叔虞大概是他最小的弟弟。那时他（成王）的年龄还很小，玩的时候就开玩笑，因为桐树上掉了一片叶子，他就把它捡起来，削成了一个尖尖的圭的形状。圭就是一种三角形的、长的、玉做的东西。他把桐叶削成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就（对叔虞）说：“把这个封你了，把你封到唐吧！”叔虞封唐，因为唐比较近。这本是开玩笑的，但在一旁的史官听见后马上记下来了。后来史官就对成王讲：“你应该兑现。”成王说：“我这是戏言，是和我弟弟玩时开玩笑的。”史官就说：“你是王，国君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你说了就该兑现。”因此后来成王就真正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到了唐。那么唐是在什么地方呢？按《史记》记载，唐是应该在现在的太原附近。
　　“桐叶封晋”的典故有很大的故事成分，不过，西周时期的晋国的确是周王朝的一个镇守北方要地的重要的诸侯国。
　　“晋”就是现在山西省的简称。位于太原市郊的晋祠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最早是为了祭祀周成王之弟，第一代晋侯唐叔虞。但是晋祠所在的山西中部平原并不是晋国的始封之地。真正晋国的始封之地、晋侯家族的宫室、墓地究竟在山西的何处，是千百年来历史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队，在邹衡教授的带领下，根据古文献所载“晋邦之地”的描述，在山西南部的侯马地区进行勘察和试掘。
　　1992年在天马-曲村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墓葬区，巨大的殉马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铭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埋葬的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晋国”的多位晋侯和夫人。由此考古学家可以推断，晋侯的始封之地就在附近。只不过昔日赫赫的王都，如今已经埋在茫茫黄土之下。
　　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1994年，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套编钟刻有西周时期罕见的长篇铭文，共有355个字，连续凿刻在不同编钟上。铭文“唯王卅又三年，……”讲述了当年晋国的“苏”，跟随某位周王共同征战的一次经历。
　　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献侯“籍”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相符和。编钟主人“苏”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苏钟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苏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33年，年轻的“苏”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是大乱，周厉王37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苏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8年。
　　1992年陕西出土的吴虎鼎，从类型上分析是周宣王时期的器物，其铭文上有：“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记载的是周宣王18年13月的一次祭祀活动。十三月就是闰月，查中国古代历表，周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确有闰月十三月。铭文从历法的角度提供了西周晚期王年的信息。
　　1997年3月9日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可以观测到一次日全食。无数的专家和天文爱好者大多云集在中国东北小镇漠河，争相目睹这一天文奇观。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在距离漠河三千公里之遥的另一个边陲小城，中国新疆塔城，也在进行一项悄悄的观察。
　　塔城可能出现的天象使专家联想到有关西周中期懿王时期的一条文献记载。在流传至今的古籍《竹书纪年》中记有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一奇怪的天象记录，其它古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天再旦”究竟是何种天象，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引起中国天文学家的注意，“天再旦”可能是一次即将露出地平线的日全食现象。
　　“天再旦”现象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专门的课题。1997年3月9日的那次日全食为历史学家、天文学家研究“天再旦”现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1997年3月9日清晨，天文工作者在塔城一线组织多个观测点，最远处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
　　从塔城观察点留下的记录来看，在日食发生以前，天色已明；太阳即将露出地平线；日食发生以后，天色转黑；几分钟以后，日食结束，天色再次放明。利用照相机的光度测量装置得到了在塔城地区这次日食发生前后的光度变化曲线。在其它观测点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天再旦于郑”所指的“郑”，在西周的都城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一带。1997年11月，有关课题组专门对西周时的郑”地作做进行地形地貌的考察，以和实际观测点塔城的地理环境进行类比。
　　实际观测验证了古人留下的“天再旦”记录应该是一次特殊的，发生在早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时的日全食。
　　现代天文学已使我们能够通过计算，得到上下几千年中任何一次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日、月食的精确时间和地点。经过计算发现，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在亚洲东部，可以见到一次日全食，如果在西安地区，也就是在当年西周的“郑”地一带观察，日食发生的时间也是在早晨，太阳还未露出地平线的时候。这是唯一一次满足“天再旦”条件的日全食。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西周青铜器师虎簋，从类型上分析是周懿王时期的青铜器。师虎簋上铸有一段铭文：“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其中有六月、既望、甲戌等表示月份、月相、干支等与日期有关的词语。按照西周历法和月相变化的规律，如果将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899年，当年六月的甲戌日是六月19日，月亮正处于“既望”的阶段，青铜器铭文记录的月相与实际月亮变化的规律相吻合。
　　“天再旦”课题的研究成果和青铜器铭文的相互印证，精确地将周懿王元年定位于公元前899年。
　　在西周王年的推定过程中，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学和天文月相分析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一共找出了七个绝对年代作为西周王年的支点。有关专家借助已经排列出的西周金文历谱表，由此得到一个迄今为止，最有科学根据，最接近事实的西周王年年表，
六、尾声
　　从1996年开始，历经四年，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以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近百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年代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到了目前所能得到的最权威、最科学的结果，填补了中国早期历史年代的许多空白。
　　在原始人类走出非洲，散布于世界各地后，以金属使用、城市、礼制、文字等要素为特征的早期国家陆续出现，文明的火炬在西亚、北非、南亚和东亚相继点燃。
　　在东亚的中国，中华文明的火炬从遥远的过去一直燃烧到现在，不论是自然灾害、兵燹人祸，异族入侵、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中华文明，以其坚韧、博大和宽容，在不断吸收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延绵不断。
　　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中华文明由成熟走向繁盛的重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是深远的，由此向前，对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将是一个坚实的起点。

玉峰99 · 发表于 2011-1-21 22:35:54

玉峰99 · 发表于 2011-1-21 22:38:01

青山云水在手 · 发表于 2011-1-25 10:13:38

点石斋主人 · 发表于 2011-2-2 09:10:23

发如雪 · 发表于 2011-2-4 09:28:06

长篇大论～学习啊

好玩呀 · 发表于 2011-2-15 21:56:00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