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圣迹图》版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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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平仲学》(清代改琦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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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前551—前479)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圣迹图》是一部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也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最早一部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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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渐次完整又日趋成熟的过程。一方面，汉魏和唐宋时期比较单一的各类反映孔子形象的画像的诞生，包括卷帙浩繁的文字著作，为《孔子圣迹图》的酝酿与完稿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历代统治阶层对孔子及其儒学思想的重视，也为《孔子圣迹图》的刊行奠定了思想与物质基础。相对较为完整的《孔子圣迹图》，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著录的，当推宋代孔津的《孔圣图》三卷。此后，随着参与创作人员的不断增多，人们对题材的认识与挖掘的不断深入，其内容逐渐完善起来。不同历史时期，《孔子圣迹图》在版面和绘制手段上呈现出不同样式，计有木刻本、彩绘本、石刻本、珂罗本、影印本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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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刻本《圣迹图》。据现在掌握的史料和有关研究者的分析来看，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孔子圣迹图》始于明代。明正统九年(1444)，监察御史张楷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的孔子史实，旁采《论语》、《孟子》等，辑成《圣迹图》，反映孔子生平的29件事，并撰写了每幅图的说明和赞诗，木刻传世。其后，弘治十年(1497)，何廷瑞等又新增9件事共计38幅后重新刻印，但新增9图有说明而无赞诗。据郑振铎先生考证，他所珍藏的《孔子圣迹图》即是此种木刻本，他编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时，就选印了明正统刻本《圣迹图》，并在跋语中对其艺术价值作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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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圣家语图·退修授业》(明万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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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绢本《圣迹之图》。其绘制主要也是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且文字多用原作，选择的是孔子生平中较重要的行迹，有文有赞，但无题目。《圣迹之图》共36幅图，每页宽66.2厘米，高41.4厘米，画心宽57至62厘米不等，高近33厘米，无款，作者及绘制年代不详。其图前有二跋，其一为雍正七年(1729)跋，认为出自明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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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相隔年代相对较近，这一说法较可信。但此册彩绘本中，著名的“礼堕三都”、“韦编三绝”、“论穆公霸”、“五乘从游”、“灵公郊迎”等故事都未反映出来，于理不合，故推知这一彩绘本的原本可能未完整保存下来，今存的只是残本。山东曲阜孔府保存着该彩绘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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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 W8 b, d8 K0 z. e8 C7 p5 S《汉高祀鲁》明成化年间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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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本《圣迹之图》。最早的《孔子圣迹图》石刻本始于明万历年间。据《圣迹殿记》记载：“阙里故有圣迹图若干幅，在枣梨……散在各庑。”万历十九年(1591)，山东巡按御史何出光提议将木刻改为石刻，并于孔庙隙地创建“圣迹殿”加以保存。次年，山东按察副使张应登按部都曲阜，又建议增加“克复传颜”、“孝经传会”、“合葬于防”、“过庭诗礼”、“望吴斗马”、“杏坛植桧”、“三垅植楷”等7图，将原稿增至112图。石刻各宽60厘米，高38厘米，既有孔子事迹画面，又有标题及文字说明，由毛凤羽汇校，杨芝(维扬)作画，章草刻石，至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告成。相传，其画图底稿为宋人画本。今孔庙圣迹殿内陈列有120块刻石，其中，总题目“圣迹之图”(篆书)1石，文字9石，画幅110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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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罗本《孔子圣迹图》。民国三年(1914)十一月初，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珂罗版形式，开创了近现代史上出版发行《孔子圣迹图》的先河。画宽13.5厘米，高19厘米，工笔重彩，画法细腻，人物逼真，装帧精美。从该书的序言中可知，它是依据明万历石刻本临摹而成，为保持原画风貌，画中“纤悉不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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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本《孔子圣迹图》。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出版。原北平民社编辑李炳卫在该书序言中介绍：1933年春，他为民社图书馆搜集古今地图时，“无意中获得《孔子圣迹图》百余幅于书肆。其笔法工隽，迥异寻常，审知确系名家珍藏之品”，因而“旁采资料，从事汇编，敬谨影印”。该影印本含“孔子小像”在内共104幅图。至于所获为何种版本，是刻本还是原作，序中语焉不详。经对照比较，此本与孔府石刻本最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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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孔子圣迹图”在明嘉靖时期有翻刻正统木刻版本；明崇祯时期有吕维祺的木刻本，计105幅图(郑振铎称之为“气魄很大，笔力雄劲”。清乾隆七年又摹其翻刻；民国十二年，曹锟又曾命人摹乾隆本以工整水墨绘制，并为之题字“万世师表”，于民国十三年由昌明圣学刊印)。清康熙、乾隆、嘉庆时期，也都先后沿袭前述种种版本翻刻过《孔子圣迹图》的木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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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初年，王羲之六十三世孙王敬曾从书肆得明刻本《孔子圣迹图》，计60幅图，“解衣质钱赎之以归，装裱珍藏五十余年后重印千册，以启大众尊圣之心”(民国四年，财政部印刷局曾据此翻印为竖16开本)。同治十三年(1874)又有孔宪蓝刻本，计105幅图，画宽41厘米，高29.5厘米。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中国书店、河北美术出版社等也刊印过以木刻本、彩绘绢本、石刻本为底本的“孔子圣迹图”，而原民社的影印本则更为许多出版社所摹印出版，影响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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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的数百年间，“孔孟之道”已形成一种绘画专题，甚至有了较为定型的图谱。但细加推究，各种版本的《孔子圣迹图》内在之间还是有一定渊源和由简单到完整的演变过程。若将彩绘《圣迹之图》与石刻本《圣迹之图》相比照，可以发现，彩绘本仅“在齐闻诏”一幅为石刻本所没有，“丑次同车”在彩绘本中为两幅画面，但文字只在一幅之上外，其余画面绝大部分相同或基本相类。如“汉高祀鲁”一幅，石刻本只比彩绘本减少了高祖背后的武士二人，文字减去了“赞语”，添加了题目；“治任别归”一幅，石刻本仅删去了左上角的树木及文字“赞语”；“归田谢过”一幅的画面也仅删去了左下角小桥等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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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明，彩绘本与石刻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或者两者都是以孔庙旧存的木刻本为底本，或者彩绘本本身就是石刻本的底本。而由于它们在问世时间上肯定有先有后，据此可以下结论：彩绘本《圣迹之图》的出现应早于石刻本《圣迹之图》；换言之，石刻本不可能是彩绘本的底本。其依据有三：一是构图上，石刻本比彩绘本更为集中，如“丑次同车”，彩绘本出现了两幅，石刻本合二为一，画面选择了卫灵公夫妇同乘、孔子愤而欲去的瞬间；二是石刻本均有四字题目，较彩绘本更为醒目、完善；三是石刻本一题一画，较彩绘本更为合理、成熟，如“化行中都”、“诛少正卯”、“鲁国大治”三幅在彩绘本中仅表现为一幅“诛少正卯”。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彩绘本理当比石刻本《圣迹之图》早出现，彩绘本的跋中“出自成、弘间”的说法是正确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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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所能见到的公开出版的彩绘本，如齐鲁书社出版的《圣迹之图》，是按石刻本的体例，给原来无题的画面统一加上题目后整理而成的。彩绘本原装裱成册，后来散开，因无法得知原来的排列顺序，因此编者在出版中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所记述的前后顺序重新排列，而未采自《史记·孔子世家》的“麒麟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旨”、“命名荣贶”、“跪受赤虹”五幅，则按照传世的石刻本中的顺序依次插入，这一切都应该为收藏和研究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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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从明代算起，流传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虽然图文作者、篇幅形式、绘制手段等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它们都以时间为经、事例为纬，反映孔子的生平事迹，不失为一册我国现存最早的反映人物事迹较全、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连环图画，是一部形象化的孔子编年史。不论是木刻本、彩绘本、石刻本、珂罗本、影印本，均体现出图文并茂、故事生动、绘制精细、线条流畅、形象传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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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后世连环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孔子圣迹图》不仅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而且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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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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