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最后的青铜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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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西北的羌系民族便来到了今天已成为整个人类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地区，并逐渐向云南腹地发展。在随后的数千年历史中，因各种原因、从各个地方、代表不同民族集团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地迁入云贵高原。在2300多年前，云南多民族的格局就已经形成，并且在滇池地区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特色后，创造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高艺术水准的青铜文化——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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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4月22日，一个匿名电话打到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羊甫头村昆明武警边防学校进行训练场建设时挖出了大量文物，许多文物贩子天天守候在羊甫头争相收购，交易额估计已达几千万……”当时从省考古所借调到文管会文物处的刘旭接到电话后心里直犯嘀咕，电话里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举报人亦躲躲闪闪不肯透露真实面目，但对事件本身却又说得有鼻子有眼，不像是开玩笑。刘旭将情况通报给了考古所，当天下午，我即同刘旭迅速前往学校进行调查。
: {1 j4 f9 }3 |0 N$ @; u  E9 {  l　　在学校门口我们向哨兵说明来意，并简述举报人所说的情况，谁知哨兵虽没正面回答，却也默认了举报人所反映的情况。有戏，绝对有戏，我们立即赶向训练场基建工地。面积1.5万多平方米的工地已完全被推平，转悠一圈后发现遍地皆是青铜碎片和陶片，还有几根粗大的椁木横七竖八地堆在一旁。在几个暴露的地层剖面上，10余座墓葬清晰可见。
　　我们马上要求会见校方领导，学校保卫科杨科长接待了我们。起初他否认挖出了文物，“都是些破铜烂铁”，他说。当他打开铁皮柜，将他说的“破铜烂铁”拿出来后，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滇文化青铜器和汉式铜提梁壶、铜洗等器物出现在眼前。
; S8 |( E  n+ z2 @$ Q% t+ ^5 x　　回到单位，我立即将调查情况向文物处熊正益处长做了汇报。我认为这是个大型的墓地。由于发现有大型椁木及铜提梁壶、贮贝器残片，很可能还有大型墓葬。熊处长对此十分重视，迅即与徐发苍副厅长一道同武警总队及武警学校进行了协调，并指示我马上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执照。
% U/ f: a& p" P% T3 {5 o: }　　发掘的准备工作从6月份开始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掘经费的筹集，最终官渡区答应先支付10万元发掘经费。考古队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共同组成，我担任发掘领队。9月27日，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滇文化墓葬发掘在羊甫头拉开了序幕。
4 J) q6 w. l( p, q6 D2 c+ |2 n  ]　　羊甫头墓地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的大羊甫村，北距昆明市4公里，西临滇池4公里，西北有宝象河流过，昆明至河口铁路、昆明至玉溪公路、昆明至石林公路和昆明至南宁铁路等均从其旁通过，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后来我们还了解到从羊甫头到小板桥约1公里的宝象河边，抗战时布满了美国志愿飞行队的招待所、医院、面包房、洗衣房、修理所等机构，当时在羊甫头施工 时就有青铜器出现。60年代末，我军决定在昆明近郊设置一座空军医院，据说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来昆明选点，决定乘飞机从空中观察地形以确定地点。飞机在昆明近郊盘旋了3圈后，吴法宪突然指着下面的一个地点问参谋人员:这是何处？参谋人员忙在地图上寻找地名，告诉他是一个叫羊甫头的村子。吴法宪很干脆地说了句，“就建在这里。”
9 z: j) D: N% n4 e5 {2 E- b　　医院很快便在羊甫头这个馒头形山丘的东部建了起来。建设过程中有不少青铜器出现，省博物馆闻讯后采集了挖出的铜器。但由于时处“文革”期间，又是军队建设，没人有能力再去深究。改革开放后，军队缩编，空军医院由羊甫头迁至城内，原驻地交给了成立不久的昆明武警边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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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分布在一个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圆形缓丘上，训练场在这一缓丘的西面。由于整个地表已被推平，训练场东部地区已由地表下削了2—3.5米。现存地表稍一 刮平，残存墓口便暴露了出来。北部地区较低，堆土层较浅，小型墓葬一个接着一个几无下脚空间，工作人员忙着清理墓葬、绘图和起取随葬品。在发掘区南部，除小型墓外已连续发现了大、中型墓近10个。
　　随着清理墓葬数量的增多，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许多墓葬的填土显得那么松软，土中还夹杂着残铜片等物。挖到底一看，全是挖掘机的齿印。施工时推土机将场地推平后，许多墓口便暴露出来，可以看出挖掘机是刻意对准墓葬进行挖掘的。被挖掘机挖过的墓葬，有的已被盗得一干二净；有的墓葬中部被盗光，仅墓 底四周残存了少量随葬品。我们向官渡区公安分局报了案，分局刑侦队随即着手调查，将个体施工老板及有关人员逮捕归案，并从有关人员家中搜出藏匿的文物几十件。后经统计，在已发现的33座大、中型墓葬中，有23座半被机械盗掘，小型墓葬被盗掘的有60余座。通过对整个墓地墓葬分布密度的分析，我们推测被盗掘及推掉的墓葬可能有400余座。这种破坏和盗掘简直就是一场浩劫。
　　发掘工作开始后，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其中113号墓颇为引人注目。在发掘之始，我们便发现该墓已遭挖掘机破坏，松软的填土中有碎椁木等物。发掘至2米深，由粗大的松木搭建的椁室露了出来，椁室部分已被破坏，残存高度约为1米，椁室底是用厚约20多厘米的木板铺垫，木板上挖掘机齿印清晰可见。椁室内的随葬品大多已被盗走，仅在一侧角落里清理出20余件器物。大家都非常气愤，要是不被盗掘的话，保存这么好的椁室内随葬品一定十分丰富。
* ]0 |) J* [5 J* J& g# `7 C　　我们将椁室清理干净，发现室底东侧还有一槽，室底木板是通过这个槽嵌入横放的椁木里的，就像活动木板门一样。将这些木板一块块起取，发现室底积满了水，水上还漂着葫芦笙以及木雕的漆杖头等物。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大型腰坑，一定会有重要发现，于是集中人手将水舀干。这时，一坑的随葬品隐约显现。除去淤泥，在黑暗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一捆捆漆木柄，一组组铜釜、鼎和陶器终于重见天日。
7 H! x$ j  K2 R( F5 W　　由于有漆木器的出现，我们先在墓口用厚塑料编织布搭起了遮阳棚，买来喷雾器及纱布，将先露头的漆木柄遮盖起来，并不时喷水以保证湿度。一坑的随葬品下不了脚，我们便找来搭板，工作人员跪坐在搭板上清理腰坑。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从腰坑内出土了400多件精美而珍贵的文物。其中有带祖（祖为男性生殖器）的铜铲，以及形式多样的漆器。这些器物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艳，仿佛是刚从工匠手中生产出来的一般。
# h, K  ^" ~  q. O8 I　　第一阶段的发掘至1999年1月20日告一段落。1999年3月1日，主要针对训练场西部、北部区域的第二阶段发掘工作又全面展开。在发掘中我们发现，西部地区滇文化墓葬逐渐减少，而东汉墓葬逐渐增多。东汉墓葬多带有墓道，墓坑较大，但随葬品却较少，而且在东汉墓葬中，富有滇文化特色的器物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房屋、灶、水田模型以及猪、狗等动物模型。
　　2000及2001年度，根据学校校园内的改扩建工程要求，我们又将发掘的触角延伸至校园内的部分区域。几个年度下来共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清理墓葬846座。然而这还不到整个墓地分布面积的一半，且尚不包括已被盗掘及推掉的墓葬。但这几年的新发现，确实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滇文化，提供了难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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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文化的发现源自1955年开始的晋宁石寨山墓地发掘。1953年，云南省博物馆从一个古董商手里得到一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风格迥异。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省内某地出土的东西。古董商说不清它们的来历，或者是不愿透露这一秘密。无论怎样努力，专业人员却始终未能得知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一年多后，省博物馆孙太初先生与文史馆员方树梅先生无意间提起此事，方先生突然想起在他的家乡晋宁县梁王山一带抗战时曾发现过青铜 器。有了这一线索，博物馆随即派人前往调查，终于在石寨山发现了青铜时代墓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这一发现也极具偶然性，因为在抗战时距昆明城极近的羊甫头也因美国“飞虎队”的施工而挖出过青铜器。据当年为“飞虎队”打工的老人讲，他们挖出青铜器后有人拿到昆明城去换酒喝了。现在谁也说不清当时古董商手中的东西是出自石寨山还是羊甫头，不过从此，滇文化的光芒终于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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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_$ H: W9 |; h/ t' k3 G) P, w　　确定青铜器出土地不久，孙太初便率队进驻石寨山，开始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挖自1955年至1995年，前后持续了整整40年。在5次大规模发掘中，最令人难忘的是1956年底的第二次发掘，因为这次发掘在第6号墓的墓底发现了一枚纯金铸造的“滇王之印”，“滇文化”这一考古学上青铜文化的命名从此诞生。
　　在晋宁石寨山墓地发现之后，1972年及90年代数次在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发掘再次将滇文化的精彩展现人间。李家山与其后的环形高山组成了一把巨型“椅子”，李家山就像是“椅座”。“椅子”向东面对着星云湖,山底有温泉涌出，不时田间亦会冒泡。据说山顶冬季还从不起雾，不知是真是假。总之，李家山墓地的“风水”可以说无可挑剔，怪不得显赫贵族们要争相葬于此。
$ |4 O. `/ N$ B( q3 w" L. L　　环绕滇池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滇式青铜器以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细腻丰富,以及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而闻名于世。铜鼓、贮贝器、葫芦笙、案、枕、编钟、扣饰、杖头；以及具有地方特点的兵器和工具，如狼牙棒、钺、吊人矛、戚、蛇柄剑、铜柄铁剑、锄、锸、镰、纺织工具等，令人目不暇接。
　　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数件贮贝器反映了许多战争和祭祀的场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原地区如此，滇人也不例外。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上，铸造的人物栩栩如生：既有骑马的战将，也有执盾、拿剑的士兵，还身首异处的亡者，以及跪地求饶的俘虏。这件件器物不仅鲜活地反映了古滇时代的战争场面，还可通过对人物的分析研究，了解与滇人冲突的敌对方的族属等问题。
　　滇的祭祀场面规模更加宏大。在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盖径仅为32厘米的贮贝器上，铸造了127人（残缺者未计）的杀人祭柱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祭祀活动中的主祭人都像是女性。
　　女性的地位在滇文化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在其他如纺织、农业生产等贮贝器中，坐镇指挥的也是端坐鼓上或乘舆的贵族妇女。古滇国妇女尊贵的地位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所造成的，还是母系氏族的残余在滇文化中的表现？今天尚存的摩梭人母系社会组织与古滇国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7 K$ i( M  p! {/ ^/ D　　古滇国的青铜器经常让人浮想连翩。滇青铜器以写实手法所表现的内容还有很多，如播种、上仓、放牧、舞乐、牲牢、狩猎甚至动物交合、男欢女爱等等。它们既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又像是一页页翻开的史书，或一幅幅保存久远的“铜照片”。铜器上的景观和纹饰，记载着2000多年前滇人 的生存风貌，这比史料的传承和只言片语的记载要可靠得多。难怪有人说：滇的工匠最终成为古滇国的史官，他们用自己的双手铸造了一部生动的青铜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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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三四十年前发现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奠定了滇青铜文化的格局，是鼎盛时期的滇文化青铜风格再现的话，那么近几年新发掘的官渡羊甫头墓葬则构筑起古滇国漆木器及陶器的精彩框架。新近发现的这批漆木器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上，都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楚、蜀风格的漆木器。同滇青铜器一样，滇漆木器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特别是113号墓出土的一组漆木雕刻木祖，木祖一端是呈勃起状的男性生殖器，大小尺寸与男根相仿，光滑逼真；另一端雕刻成鹰爪形、牛头形、鹿头形、猴头形、人首形、水鸟戏鱼形、兔头形、猪头形等造型，并由一跪坐在铜鼓上的彩漆木雕贵妇人统领着。贵妇人衣着华丽，身穿风衣、短裙，色彩鲜艳，发型高贵、端庄，铜鼓后拖着一条马腿。这批木祖反映了滇人对生殖的认识已由感生观发展到性生观，并以此祈盼人丁兴旺、家畜繁衍，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其间所透射的其他各种文化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经过40年来的不断努力，在以滇池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发现和发掘了数十个反映古滇国文化的墓地，除上文叙述到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外，还有曲靖八塔台、宜良纱帽山、安宁太极山、东川普车河等。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滇文化存在于战国中后期至东汉初，分布范围东达曲靖，西至楚 雄，北迤东川、昭通，南抵通海、华宁。
4 g* I* p$ J: j2 l) W$ K　　由于滇文化是战国中后期突然出现的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关于它的来龙去脉问题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一个王国，称“滇国”，其都城在西汉时设置的益州郡滇池县的县治附近，即今晋城。它的主体民族是百越族群的一支，但同滇中及滇西北的人、昆明人、羌人，甚至于中亚的塞人等有较多联系。
　　随着羊甫头墓地考古资料的面世，一些新问题又很快浮出水面。大量陶器、漆木器的出土在以往是少见的；另外在一些墓葬中如19号墓等出土的同类器物，往往出现两种甚至于两种以上不同 风格的造型和纹饰，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1992年我参加了江川李家山51、68、69号墓的发掘，其随葬品与羊甫头墓出土物相比，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异样感。一次，四川大学的黄伟教授看过羊甫头出土文物后，问我对滇的主体民族是越人这一问题怎么看。当时我随口回答：“当然是越人了”，但后来又总有一些疑问一直悬浮于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开始对滇人的族属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一般认为“越”族属百越系统，但亦有学者认为百越不是同一个民族。百越亦为“百粤”，是南方沿海及边远地区民族 的统称。从《周礼》九服之制，我们知道蛮、夷、镇、蕃、荒等字原不是指民族而是指距王畿地区的距离，加上方位词后又指地区，如西夷、东夷、西南夷。那一地区有小地名的，则用小地名加距离，如淮夷。“越”字古意亦有超越、遥远之意，亦指距离。“越，方外之地”，从东至西分布着吴越、东越、南越、雒越、骠越、滇越、沙越等方外之地，不难看出这些地区至今仍是我国东南沿海及边疆地区。《华阳国志》将“沙越”解释得很清楚，是指越过沙漠的西域地区。没有谁会把西夷、东夷、西南夷、淮夷归为同一族群，那么东越、南越、骆越、滇越怎能因都连缀了一个“越”字而统统归入百越族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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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关商代妇好墓中铜器原料来自云南某地的冶金史研究结论一出现，许多人便坚定地认为滇文化是当地自新石器时代起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种青铜文化，在后期才受到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会列举滇西北的一些考古材料，证明在商周时期滇西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青铜文化，而在滇东北、滇 中地区缺乏青铜文化早期的东西则是因为考古材料的不足。
0 y9 e# s. s7 i　　以前我多少也认同这一看法，但经过几年的探索，我逐渐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即滇文化当是一种多元结构的文化，它是由春秋中期被“楚庄王威服后南迁”的濮人和战国中期因“畏秦之威”并和狄戎杂处后南迁的氐人在滇池地区融合了当地土著文化的产物。
　　分支众多的百濮原居住在江汉地区。濮初期是个势力较强大的集团，曾与庸、蜀、羌等8国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西周时，濮人散居楚国的东、西、南境，楚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曾与濮人关系友好，后来楚又向濮人地区扩张。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庸及百濮伺机叛楚，楚庄王设计灭庸，以威服百濮。百濮从此开始大规模南迁，故有了以后西南诸夷（南迁濮人）“皆楚庄之后”一说。濮长期在楚地活动（其实楚地原本就是濮人所有，是楚人从北方向南扩张到荆楚一带，驱逐了濮人，故楚文化因素中也应带有濮人的文化成分），其文化面貌应受楚影响较多（相互影响，如以膏泥填塞墓坑的做法，可能原就是由生活在水乡的濮人所发明）。从羊甫头到古夜郎及广西等地均分布着使用铜鼓、铜釜、铜锄、铜鼎、铜锸、编钟、蛙人纹装饰兵器等的相同文化因素，并存在填塞膏泥、垫木、腰坑或封土堆等葬制，很可能都是受楚人影响颇多的濮人带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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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4 {5 g) g, G　　从楚地南迁的濮人又在云、贵、川交界地区与氐羌族群的分支相遇。考古学家早已注意到从滇西北—四川西部—甘青地区这一狭长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文化渊源关系。这一地区从地理意义上讲为中国第二级台阶，包括了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东缘以及云贵高原。随着新考古资料的出现，这一地 区的文化渊源关系越来越清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初期，其文化的一致性非常明显。
; X8 T2 X4 ]/ t2 a0 U　　而甘青地区的典型文化与羌族关系密切，像齐家文化中比较典型的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从不见于商、周的主体文化圈中，而是戎人、羌人所特有的。云南西、北部的考古材料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晚期，南下羌人的文化占据了主流地位，进入青铜时代后这种影响的范围更大、更强烈。而“畏秦之威”南迁的氐人，曾在秦地附近与狄戎等草原民族杂居，他们不仅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故从滇式器物的部分纹饰中也不难感触到周代纹饰的韵味。文化间的融合也会变异，这种融合与变异就像生物界的“远缘杂交理论”一样，孕育出丰富多彩和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滇青铜文化。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滇文化鼎盛时期的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羊甫头出土的漆器、陶器会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四不象”特点。它们既非楚文化，也非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更非土著文化，而是诸多文化相交后的变异。这一特色鲜明的“四不像”，便成为独一无二的灿烂滇青铜文化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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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滇文化的剖析不难发现氐羌系和楚地文化的加盟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当地的土著文化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滇西北分布的早期土著青铜文化难道就没有对滇文化的形成发挥过作用？
# X. I1 V$ p- c- W- {  L　　滇池周边分布着许多贝丘遗址，这些遗址有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有的是青铜时代的，亦有自新石器时代延续发展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器物除釜、钵等融入了滇文化外，现在很难证明还有更多的早期土著文化或土著自身发展起来青铜文化融入了滇文化之中。换言之，在滇文化的构成中，外来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当地土著文化的成分所占比例较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云南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均较独特，由于受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及地形的影响，具有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无霜期长的特点，适合动植物生长，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之称，加之山脉、河流纵横，高原湖泊、山间盆地密布，更适合小规模的原始部落分布其间，这为孕育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条件，但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由于有充足的食物，由于山脉、河流的阻碍，在进入文明前的那一刻，云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们失去了发展的内外因动力，落后于迅速统一、快速发展的中原夏、商文明。但云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其成了那些因受战争和政治迫害的逃亡者们的伊甸园。这些逃亡者们带入了当时内陆地区的先进文化，又同当地原住民们一起，创造出一个融合后的、全新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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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年来，世人只知道夜郎自大，孰不知最先流露出自大情绪的应是滇王。
　　
$ `7 O6 R# A( r" c5 b* {* I9 n! h& S　　关于古滇国，还有很多争论不休的话题，像庄到底有没有入滇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滇文化是“楚之庄”入滇后“变服从俗”的结果，这种说法考虑了史料记载和滇文化中若隐若现的楚文化因素，亦承认在庄入滇前滇池地区有土著居民，不然他怎么会“变服从俗”呢？但此说的考古依据并不充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考古学材料支持庄进入滇池地区的说法。理由很简单，庄入滇和濮人入滇不同。濮人虽受过楚文化影响，但不等于就是楚人，所以濮人间接地传播了部分楚文化因素。而庄是楚人，他的军队也是由楚人构成。尽管史载他们“变服从俗”了，但这样一支大军的进入不可能对滇池地区的兵器装备没有影响。稍具考古学常识的人只要比较一下战国后期楚地的兵器和滇池区域的兵器就会发现，楚地流行使用的越式剑在滇池区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同时亦证明滇人与越人毫无关系。据说有人已将庄之墓、庄儿孙的墓都考证出来了。那么且不论可能已“变服从俗”的儿孙们的情况，单说天子庙41号墓，为什么出土的那么多青铜兵器中竟无一件与当时楚地兵器有什么联系？楚的将军及军队入滇时别的东西可能不带，但兵器是一定会带的，死后也一定随葬。从目前已发掘的所有滇文化墓葬中，还无一例与战国中后期楚地兵器有联系的线索，那么有关庄入滇的争议，是否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呢？
　　
4 H; J1 U4 {; B) y- f' {( i　　与夜郎一样自大的滇王在受宠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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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2000多年来，世人只道夜郎自大，孰不知最先流露出自大情绪的应是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与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
" r  q$ x& i( o+ I6 K　　然张增祺先生对此却有新解。他认为那是滇王与汉使者斗气的语言。因为滇国北通中亚、蒙古，西涉骠、身毒，南与东南亚诸国贸易频繁，东与汉帝国和平共处，境内居住着众多民族，属下有不少外国侨民，盛产铜锡、良马，广植水稻、丹漆，故才对不可一世的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其意在于针锋相对，不甘示弱。
0 v" M9 y3 _" Z* b　　但古滇人终究不是强大汉王朝的对手。武帝时期，汉王朝致力于开发西南，并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兵发滇国，降服了滇王，并建立益州郡，同时赐“滇王王印”。《史记》中还有“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然而最受宠的滇王自封印以后便再也不见任何史料记载，直到1956年滇王金印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与金印同出一墓的还有玉衣片，似也能证明墓主的高贵身份。虽然这枚金印不过方寸，但却成 为古滇国遥处一方的历史见证。
$ g3 E! X9 f) Z' P9 s　　看来滇王受印是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从此开始，富有特色的滇文化不再发展而是融入汉文化中，但融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从羊甫头墓地的情况看，汉式墓葬同滇式墓葬可谓泾渭分明，表现的是汉文化替代了滇文化，而并没有融合的迹象。
　　自公元前109年受印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广大西南夷地区的民族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地进行着。过去认为益州郡设置后，郡守县丞们多遥领，并未到任。其实从西南民族的“反”和“复反”来看，汉政府置郡县初期确实想施行有效的管理，不然 “众夷”反什么？既然还是部酋们率其民，天高皇帝远，和过去没什么两样，他们又何必反呢？特别是滇池地区，是汉政权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的桥头堡，必然会牢牢控制。在公元前27年夜郎、句町、漏卧内讧时，汉王朝派曾任连然（今安宁）长、不韦（今保山）令的陈立去调解。陈立“蛮夷畏之”，说明他在滇池附近的连然县施行过有效统治。及至文齐、王追、景毅任太守时，滇池地区已物丰粮足并“始兴学校，渐迁其俗”了。
　　由此看来，滇王受印只是一种抚慰，它预示着滇的贵族们在政治上已难有作为了。在西汉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的民族集团的斗争从未中止过，汉势力渐渐站稳脚跟，民族集团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丧失权力的贵族阶层受局势所迫，迁向更远的地方。东汉中期，随着汉王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及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滇国和滇人便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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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开始挖掘，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滇文化墓葬。揭开表土，密密麻麻的墓坑便暴露出来。截至2001年，羊甫头墓地共清理墓葬846座，然而这还不及整个墓地面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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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滇国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存在的时间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此时中原地区已经过了青铜时代，而滇国则刚刚进入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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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墓葬中填塞膏泥、垫木及挖腰坑等葬制是由受楚人影响颇多的濮人带入滇池地区的。羊甫头113号腰坑内共出土了400多件精美而珍贵的文物，包括铜器和漆器等。此为腰坑中一捆捆兵器显露出来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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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面凿刻汉文篆书“滇王之印”4字。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其印文都是铸造成的，只有部分因急于封拜的军职官印才会凿制。滇王金印系凿制，疑为西汉王朝仓促间制成此印，用于封赐降汉之滇王。也可能是原铸造之金印为滇王世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潦草，字体亦不够严谨，疑为滇人的仿制品。但无论如何，它的发现对确定晋宁石寨山墓地的性质、时代，以及墓主身份等，都是十分关键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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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人铜矛
6 A! C. o% ~* ?  J! Q　　西汉。长41.5厘米，刃最宽为6厘米，云南晋宁寨山6号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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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高65.8厘米，底径45.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71号墓出土。贮贝器是滇人的“攒钱罐”，出土时均贮满海贝，是古滇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此贮贝器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足部焊铸4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4头卧牛。器盖上铸造有立体狩猎场面。鼓面上3人身背长剑，其中2人骑马，1人通体鎏金。两个鼓身均布满阴刻线纹图案。表明在西汉中期，滇人的青铜器铸造和线刻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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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高53厘米，盖径3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器身为圆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形足。盖上雕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动态的人物127个（残缺者未计入）。房屋平台上一妇女垂足坐于高凳上，似为主祭人，其周围放置16面铜鼓，面前摆放着各种祭品。平台下有击打铜鼓和于者，有待刑的裸体男子，有持器盛物的妇女，以及从事杂役者。古滇人凡有大事，必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的典礼。这件器物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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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38厘米，盖径30厘米，晋宁石寨山出土。滇族工匠具有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青铜器上铸造的人物虽多，但繁而不乱，各司其职。器盖两边各置一小铜鼓，正中立一铜柱，柱中段盘绕2蛇，顶端立1虎。柱旁竖立一木牌，1裸体男子反缚双手于牌上，发辫系于牌后，为待杀之人。在成排列坐的妇女中，有1乘肩舆的妇女似为祭礼仪式中的主祭人，其他人则为祭祀活动的参与者和围观者。在青铜器上铸造出如此大规模的群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器物中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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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翼虎纹银带扣
　　长10.1厘米，宽4.2—6.1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其整体为盾牌形，中间凸起1只有翅老虎，右前爪持树枝状物，昂首翘尾，雄视眈眈。虎的双目用橙黄色琉璃珠镶嵌，全身错以极薄的金片，并且嵌有绿松石小珠，制作工艺十分精湛。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件带扣的产地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由中原地区传入云南；也有人认为它源于西亚或中亚地区，是“古希腊的所谓亚述式有翼兽”；还有专家认为可能是从欧亚草原的游牧区带入云南的，因为当时滇国就有许多高鼻深目、蓄着长须南迁的北方游牧民族，故应为欧亚草原的文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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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
　　西汉。长18.5厘米，宽1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扣饰是滇族特有的一种装饰器，背面有一个矩形的钩扣，便于悬挂在人的身体或器物上起装饰作用。透雕表现两男子平托圆盘，足践双蛇，展臂迈步踏歌而舞。两人高鼻深目，着紧身长袖短衣长裤，腰佩长剑。衣裤表面布满云纹、月牙纹的特别衣料等，在滇器数百人物雕像中仅见3例。在众多滇人至王者形象中均不着长裤，而当时只有西北草原的“胡服”为紧身长裤，故两舞者是与滇人有明显区别的其他民族成员，应是居住在滇国的塞人。塞人是原居住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有一部分塞人逐渐迁徙到滇池区域，成为滇国的邻居或滇王属下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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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首纹铜剑
　　战国。长28.2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采集，云南省博物馆藏。此剑一字形剑格，鼓形剑首，剑柄及刃近格处饰浮雕人物。剑柄上人物头顶倒立的鼓，双目圆睁，张口露齿，耳佩大耳环，一手持刀，一手提人头，反映了古滇人的猎头习俗。滇国青铜器上有不少猎头图像，所杀之人以鬓须稠密者为佳，意味着来年稻谷长得必然茂盛没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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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剽牛祭祀铜扣饰
) C& c( v5 D/ O9 A) E　　战国，长12厘米，宽6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祭祀在滇人的社会生活中是十分隆重而盛大的活动。此扣饰描绘的便是祭祀场面的一景。牛的1条前腿被捆于祭仪专用的圆柱上，牛角上侧悬1幼童，似在痛苦挣扎。柱旁1人紧拉捆牛绳，1人倒于柱前。牛的右侧立1人扶牛牵绳，另1人双手紧拽牛尾。剽牛题材在其他滇青铜器上也常见，当为滇人经常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牛和幼童都是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近代少数民族，如傣族、景颇族、佤族等也多举行剽牛祭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