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瓷----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起止年代考

樊江平 · 发表于 2013-8-1 23:28:40

目录
第一章关于“大运河” 。。。。。。。。。。。。。。。。。。。。。。。。。。。。。。。。。。。。。。。。。。2

第一部分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大运河瓷”
第二章何谓“大运河瓷” 。。。。。。。。。。。。。。。。。。。。。。。。。。。。。。。。。。。。。。。。。4
第三章 “大运河瓷”的窗口，淮北市藏瓷。。。。。。。。。。。。。。。。。。。。。。。。。。。5
第四章一枝独秀报春来。。。。。。。。。。。。。。。。。。。。。。。。。。。。。。。。。。。。。。。。。。7
第五章宿州市近期的两次考古发掘。。。。。。。。。。。。。。。。。。。。。。。。。。。。。。。。。10
第六章决非必然。。。。。。。。。。。。。。。。。。。。。。。。。。。。。。。。。。。。。。。。。。。。。。。11

第二部分大运河的废弃
第七章史料可见数被废弃。。。。。。。。。。。。。。。。。。。。。。。。。。。。。。。。。。。。。。。。12
第八章通济渠塞而复通需多久。。。。。。。。。。。。。。。。。。。。。。。。。。。。。。。。。。。。。13
第九章漕运功能丧失与大运河的衰败。。。。。。。。。。。。。。。。。。。。。。。。。。。。。。15
第十章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16
第十一章金代小运河——长直沟考。。。。。。。。。。。。。。。。。。。。。。。。。。。。。。。。19

第三部分大运河的湮塞和“大运河瓷”
第十二章南宋与元拉锯时期的隋唐大运河。。。。。。。。。。。。。。。。。。。。。。。。。。。21
第十三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21
第十四章话说“大运河瓷”。。。。。。。。。。。。。。。。。。。。。。。。。。。。。。。。。。。。。。。。24

第四部分附图、照片

隋唐大运河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这是丝毫没有争议的。而止于何朝？何代？何年间？却历来是令许多史学家支吾其辞的难题。随着在安徽省境内的170公里隋唐大运河，陆续有三处被考古发掘，田野考古的出土遗存大量涌现，对隋唐大运河湮塞年代的传统说法，越来越疑窦丛生、越来越受到挑战。在田野考古中渐趋明朗的、隋唐大运河运行年代，如何在典籍考古中印证，在史籍中钩沉出明确的记载，从而，做出最合理的解释，使史界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能够达成共识，这就是本文企求的宗旨。
第一章关于“大运河”
“大运河瓷”一定是产于大运河。
运河是沟通水运的人工水道。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刊沟、江南河、永济渠，宋代始称运河。
中国的古运河很多，称之为“大运河”者，乃是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国之运脉。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及灵渠、漕渠、鸿沟、刊沟等隋以前的运河水道，应该说,这些水道多为中国分裂时期的产物，可冠之以“古”，不可冠之以“大”。它们是区域性的、封闭的水运系统，是阶段性的探索成果。
没有大一统的江山为舞台，怎能打造出顶天立地的宏篇巨制？时势造英雄，就是要有背景。秦统一中国后，才有足够大的疆域筑起万里长城。后经两汉而三分天下，历魏、晋、南北朝，隋再统一中国，才又有了足够大的疆域，开凿“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两位统一江山的疆土开拓者，一个用确保北方安全的长城，成全了汉朝的文治武功；一个用四通八达的大运河，成全了大唐盛世。只有大统一下的中国，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的运河之最、世界的运河之最，才有可能造就人类的奇迹。（附图一唐代形势图）
大运河始凿于隋，由隋朝都城西安为起点，呈“扇形”东南、东北展开，沟通了海河到钱塘江的五大水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了元明清时，由于政治中心北移，为了满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费，因漕运需要，在原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经不断改线、改造，收缩为以北京为起点、杭州为终点的,南北“线形”格局。(附图二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对比图)
隋唐“扇形”大运河，向京杭“线形”大运河的演绎，记载了大运河的发展史，这个演绎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这段历史，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封建社会的衰亡，造成了大运河的收缩。
大运河之“大”，还体现在“意义重大”上，在汉语词典中，重要也是一种“大”。隋唐大运河的意义可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是全方位的。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时期，便只顾及政治需要了，那就是“漕粮”。
漕运，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功能，运粮看上去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实际上却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因为古代的漕粮，就是中央的财政调拨，是实际可用于分配的财力体现。尤其是多事之秋，漕粮便成了稳定大局的先决，成了维系封建统治的悬丝。由是，自隋到民国津浦铁路竣工前，大运河，便成了江山社稷，赖以存续的漕运水道，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唯此为“大”。
大运河之“大”，还体现在对外交往上，它为大中国的对海外延伸，奠定了基础。西域的荒漠古堡、野冢驼骨，见证了向西走向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它的起点是西安；东海、南海的出水陶瓷、沉船朽舢，见证了向东走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它的起点是扬州。而东西大运河，即公元六零五年，仅用一百五十多天完成的，隋唐大运河首期工程，就是链接两个起点的千里水道。这一链接，将国内东西南北的产、销结成网络，形成了大中国一统的市场，和出口外贸能力，使中国对进出口贸易、要求更加迫切，由于利益的驱使，更早地催发了航海家远征的冲动。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由最高统治者的好恶,决定一个朝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已成
司空见惯，如果没有东西大运河,将出海口扬州与京都西安链接起来，没有天子的东临
巡幸，海上“丝绸之路”，肯定要晚上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如果没有开掘大运河的暴
政酷役，隋亡与唐兴也会迟到一个时期，大唐盛世也可能会成阴差阳错，中国的历史
也可能因此而改写。
作出以上猜想，我可以柳江口码头出土的“大运河瓷”，为据说明，大运河瓷中，有大量的唐三彩、邢窑、定窑、黄堡窑产品，这些西部、北部唐代的精美陶瓷作品，出土在东西大运河中，出土于柳江口码头，应该说,绝大部分是用于出口外销的，唐代著名窑口的作品，都属于奢侈品，主要供皇亲贵胄使用，安徽淮北段通济渠,并非以上窑口赴京进贡的必经之地，应是东趋江都出海口的必经之路。另据文献记载，扬州，同样发掘出土过大量以上窑口的瓷器。
因为，瓷器对水路运输具有较大的依赖性，没有隋唐大运河的沟通，西部和北部窑业的外销，将受到制约，同样，可能因销路而影响规模，因规模而影响效益，因效益而影响技术发展，对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第一，连通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二，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对外贸易，往西、北开拓了大片的腹地，不仅提供了大量外销货源，而且链接了进口商品的最大市场——西安。第三，由于顺畅了流通渠道，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北部窑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代陶瓷“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第四，中国走向世界是瓷器的功劳，瓷器——China就是中国，没有水路运输，就没有瓷器的出口，通济渠让中国走向了世界。 “海上丝绸之路”似乎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才更为妥帖。
以上四点，足以左右唐代历史的轨迹。隋唐时代的中国，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这段历史,既是中国史，又是世界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在这段辉煌的历史中，隋唐大运河功不可没。
由于黄河泛滥，淤淀的黄沙，将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瞬间掩埋地下，大量的文物遗存被自然灾害，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并完好地将大量信息保存下来，这条遁入地下的大运河，用大量的文物记载了运河昨天的信息。它们忠实地记录下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记录下大运河: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调遣官商兵旅的历史。
地下大运河，以瓷片为主要载体，记载了大运河前七百年的历史；地上大运河，用现貌反映了大运河后七百年的历史，“大运河瓷”记载的信息流,可担纲佐证大运河史的半壁江山，其功可彰。

第一部分 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 “大运河瓷”

第二章　　何谓“大运河瓷”

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公元六0五年的首期工程，从西安到扬州，基本东西方向，略微偏南，共分四段，除西安到洛阳段称漕渠外，其余三段统称通濟渠，通濟渠中最长的一段，是从俊仪（今开封）经宋城（今商丘）、永城、夏丘（今泗县）到泗州（现已因地震没入洪泽湖），注入淮河。
首期工程最长的这段运河，是通濟渠的东段，因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故又称汴水、汴渠、汴河、广濟渠，隋唐宋金的史料上，五个名字混用，加之，古代泗水与泗州都简称“泗”，导致这段河的走向,在典籍考古时，出现千年之争，成为历史悬案。这段古运河，因黄泛而全部没入地下，成为地下大运河，又因为黄河泛滥这种窒息式的掩埋，与史料记载的语焉不详，得以使这段地下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存，完好保留至今，其中，数量最大、最完好的就是陶瓷器。
我们知道，使用至今的水道，很少能出土完好的陶瓷器皿，因为它需要经常开挖疏浚，文化层被扰乱,遗存被破坏、或者早已出土面世。而这段地下大运河，黄泛的瞬间掩埋，如同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窖藏，被截断的历史，嘎然而止，悄然凝固，不朽的陶瓷，在静默中等待着重见天日、披露信息，再现当年辉煌。
古陶瓷的分类有许多种，按面世形式可分为：传世、出土、出水。其中出土又可分为：墓葬、窖藏、遗址发掘。按产地可分为众多的窑口；按釉色和装饰手法归类，唐可归为南青北白，宋可归为六大窑系；按时代划分，又可分为原始青瓷、六朝瓷、高古瓷、明清瓷等。但是，作为以数量大、时代长、窑口多、地域广为特点的，通濟渠东段出土的陶瓷器，我们以为，任何一种分类法，都不能正确涵盖这部分古陶瓷的类型。
因此，我不得不以“大运河瓷”来称谓她。“大运河瓷”，既有时代的含义----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朝荟萃；又有产地窑系的含义----唐之南青北白，宋之六大窑系的百窑纷呈；又有出土地域的含义----三省十八县，长达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又有主要研究对象的含义----大运河、陶瓷。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运河瓷”的定义，那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被黄泛掩埋的、出土高古瓷”。
这里提到了“被黄泛掩埋的”概念，这是因为：第一，“大运河”故道中，正在使用的水道，因经常疏浚开挖，不可能保留较完整的遗存。第二，已形成地下运河的故道也很多，如往东北方向的永济渠，但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除部分北方出口外销瓷器路过外，南方的贡器和大量的奢侈品运输不经过。隋唐宋时期遗存的地域范围较小，第三，还有非黄泛掩埋，如江南运河裁弯取直后,自然淤积的大运河故道，由于淤泥的腐蚀性较强，上层叠压土石大小不均匀，易造成严重破损，釉面品相较差，且不易发掘，研究与收藏价值不大。
根据发掘现场观察，通济渠东段地下大运河文化层,及以上的叠压物,多为金黄色粉沙，颗粒细小均匀。可以想见，当黄泛来临之际，虽波涛汹涌，但河下的遗存，由于有数米积水缓冲，不会造成较大震荡和流动，最多只能产生轻微飘动。沉船上正在运送的瓷器，因有船体及包装物保护，可避过惊涛骇浪的冲击，一旦沉入水下，也会迅速进入静止状态。然后是长期的粉沙沉淀，迅速的淤土掩埋，象在澄泥池中一样，上面流动，下面越沉越厚，这种黄泛掩埋，隔绝氧气，微生物失去生存条件，腐蚀和破坏很轻。黄河之水虽黄浊，但它是源于雪山之融冰与天雨之水，冲刷黄土高原混合而成的泥浆，虽浊但极净，沉淀物形成的粉沙为弱碱性，腐蚀性远小于海水。
第三章 “大运河瓷”的窗口，淮北市藏瓷。
通济渠东段，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盱眙入淮河，共历现今三省十八县（市），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灵壁、泗县；江苏省的泗洪、盱眙。
此十八县中，一般引用的史料记载为十七县，缺安徽省的濉溪县。一九五0年，原宿县行政区划，一分为二，析出濉溪县，后又在濉溪县与萧县的范围内，成立了省辖市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在濉溪县境内全长40。8公里。原史料中，由对行政区划变更，导致的更名与撤、迁县，都已作了调整（如符离、灵璧、虹县、泗县、泗洪、泗州等），唯有濉溪县因属新建，知之者甚少，然而正是在这40。8公里范围内，诞生了大运河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
由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650公里，形成的地下大运河，出土最多、最完整的文物遗存,就是“大运河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藏逐步走进平民的生活。厚重的历史积淀，俯拾皆是的古瓷遗物，孕育和造就了淮北市一批“瓷痴”，他们把水利、修路、耕作中出土的大量古陶瓷，收而藏之，为收购大运河瓷，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保护并收藏了东至泗县、西至商丘,七个县范围内,几十年出土的大运河瓷。
作为1958年建市的新兴工业城市，正因为她是新市,所以渴求厚重的历史积淀、渴求传承历史的文明，需要宏扬文化底蕴。淮北市为展示“大运河瓷”,并从这一侧面，彰显大运河的唐宋盛况，斥资4000万,建设了占地40亩、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的博物馆。2004年开馆的淮北市博物馆，再现了宋代柳江口的石码头，修复了唐代的沉船，用黄杨木雕的巨幅组图，再现了“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的繁忙景象。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展厅面积，展示了七百余件“地下大运河”出土的精美完整陶瓷器。馆藏“大运河瓷”，囊括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八个朝代的，上百个窑口的作品，如唐代,除代表南青北白的越、邢窑外，尚有瓯窑、婺州窑、寿州窑、岳州窑、洪州窑、景德镇窑、巩县窑、曲阳窑、黄堡窑、井陉窑、邛崃窑、鲁山窑、长沙窑、浑源窑的器皿。宋代更是六大窑系琳琅满目。青釉、白釉、黄釉、黑釉、褐釉、绿釉、钧釉、紫釉、青白釉、三彩、辽彩、红绿彩、**釉、虎皮釉一应俱全，丝毫无愧于“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褒奖，对高古瓷爱好者来说，真正美不胜收。
淮北市博物馆陈列的“大运河瓷”，是再现大运河的一个“窗口”，它用产自辽阔疆域、东西南北中的高古瓷，折射出隋唐宋元的繁荣昌盛，用精美绝伦的展品，让我们窥见唐宋盛世、君临天下的一斑，让中国人骄傲,让淮北人骄傲。
淮北市博物馆陈列的“大运河瓷”，几乎全是完整器，令人震撼。但如果你有幸看到众多的民间藏品，它的美伦美奂，静穆古韵，会让你更加震撼。因为，真正的精妙孤品，尚散失在民间。当然，方家巨匠，会更注重那不可胜数的残件、可修复件，和堆积如山的瓷片，它们会让你看出更多的门道。

第四章一枝独秀报春来。

通济渠东段形成的地下大运河，全长650公里，流经三省十八县、市，其中不乏古都名城，更兼有唐宋时的州、府附郭，何以偏偏在不见经传的淮北市、濉溪县破土而出，一枝独秀、报出了七百年前的信息呢？剖析开来，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因为是地下大运河，文化层是被黄泛深埋入地下的。从荥阳板渚起，到开封东的这段运河,基本贴近黄河,平行往东。由于黄河为地上悬河，堤外地下水位较高，不易开挖。那么，在兴修河渠、建筑房屋时，一般还未挖到文化层深度，地下水已似涌泉，因而，在建筑物的基础处理上，一般采取其他补救办法而减少深度，从而减少了文化遗存重见天日的机会。据专家推测，可能位于开封、或郑州附近的北宋官窑窑址，即是因此原因，而至今未能找到的。
一九八四年，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河南省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于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沿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刊沟和唐宋汴河故道（即本文所说的地下大运河），作了一次实地考察。据这次考察提供的资料显示，从盱眙古汴河入淮口开始,到开封的这段大运河故道，基本与现今公路重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利用原有隋堤的高度筑路，以减少填方工程量，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导致，由于修路走的是隋唐大运河的南北大堤，将绝对标高上提，填方量小，挖到文化层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河南省段基本上是这样。
同时，这次考察还发觉，只有在淮北市濉溪县境内的宿永公路（宿州至永城）,走的是汴河河床，而不是河堤。这段公路，当地人叫“槽子路”。据说，解放初期的宿永公路,在两道河堤中间，地里干活的农民，只能听到喇叭声，看不到行驶的汽车。那时北堤宽约四十米，平地高出五米左右；南堤宽约二十米，高出地面三----四米，南堤已残缺不全；河床高出地面两----三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年复一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使高出地面的大运河故道，逐渐摊平。时至二十一世纪，只留下了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坡带。
到宿州市后，往泗县的公路改走汴河南堤，直到江苏境内的泗洪、盱眙。这一段也与河南段一样,提高了绝对标高。
泗洪和盱眙段大运河，接近汴河入淮口，史载,宋代治汴，实施了“木岸狭河”的措施，除引黄口与入淮口外，其余河道均岸直流速，激流冲沙，放慢了淤淀黄沙的速度，减少了疏浚工程。而地处入淮口的泗洪、盱眙段,则岸阔浅慢,成为了淤沙的港湾，疏浚较多，因而遗存较少。
综上所述，长约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在柳孜，首先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了断了汴河走向的南北之争，并且，河南、安徽七县出土的大运河瓷流向淮北市，建成了以大运河藏瓷为主题的博物馆。首先还应得益于这段“槽子路”。长达650公里的大运河唐宋文化层,象一条矿脉，曲曲弯弯潜入地下，而槽子路降低的标高，客观上形成了矿脉中的“露头矿”，首先出土大运河瓷,先于其他地方出现收藏热,首先被考古发掘，“一枝独秀报春来”，这是必然。
柳孜，又叫柳江口，唐、宋、元、明皆为商贾云集的大镇。镇址建于汴河南堤上。《宿州志》载：明代柳孜镇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运河湮塞而没落,但仍可见唐宋小镇之盛况。柳孜现存宋碑两块。其一为“天圣塔碑”完整无缺，碑文载:该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缘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张处仁，左侍禁、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裔”，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冲之要害。
另据史载，唐咸通九年 (公元869年)，藩镇割据，庞勋叛乱,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以断京师粮路。康承训将兵七万围困柳孜。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供京师。元至正年间，侯德源任柳孜巡检，数与农民起义军交战于此。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要会、百货转承，能屡见史载，可谓历史厚重。
抗日战争期间，在柳孜镇隅子街口,离地面五米深的地方，发现一条由南往北，深入地下的石台阶，均用两米长、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的青石块砌成。当时，即断定是座落在大运河南岸的一座大型石码头，由于兵荒马乱，无人顾及考证发掘。
解放后至一九八四年间，在濉溪县境内，还因烧窑取土、修筑宿永公路、兴修水利等，多次挖开了大运河断面，据安徽社科院朱玉龙先生，八四年所记《汴河及其对安徽淮北地区的影响》一文载“一九六二年，淮北地区兴修水利，曾于百善、柳孜、四铺挖了三条南北大沟，穿汴堤而过，可以清楚看到汴河断面的情况。据当时负责这项水利工程的，一位水利干部回忆，河槽口宽四十米，底宽十五米。堤为夯土结构，坡度较小，河床内为淤泥沙土，从地表向下七米，仍未见原始土层，故公路桥不得不改建它处”
三铺乡的石圩子村，长年烧砖取土，切开了隋堤北堤及河床，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汴堤逐年加高的夯土分界，和河床中淤积泥沙的土层分界。堤为黑色原状土，坡度1:2---1:3。河床上半部分为黄沙土，下半部分是黑壤土。淤积厚度，地表层2—3米，向下依次为八十七厘米、六十厘米，一百零七厘米、七十厘米、一百厘米、八十厘米(是否大致是隋、唐、五代、宋、金、元对应的文化层?笔者注)。淤积层中，蚌、蜗牛等水生动物的残骸，比比皆是，朽掉的古钱、破碎的陶瓷片，俯拾即得。另外，还有许多段木和骨骸。
朱玉龙先生八四年的记载，以及当时隋堤的断面所示，其实已很能说明通济渠的走向，但当时走马观花式的访古考察，未能提供准确的发掘报告为依据，仍不足为“大运河”考古定案的凭据。故八五年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访古”文集中，很多文章仍写到：通济渠路线目前尚难下定论，只有通过系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来印证文献记载，才能下结论，现在，也只好求同存疑。”注一
一九九九年初，百善镇以西,宿永公路段拓宽工程开工，在对穿过柳孜村一段,进行裁弯取直的新路基础施工时，挖掘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等文物，结合当地老人对抗战时发现，深入地下五米的石阶的传说，省、市、县文物部门，共同对修路工程施工现场,进行了认真的考古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
五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管所，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路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共开探方8个，累计揭露面积九百三十平方米，历时近二百天。发掘出一处石构筑物遗址（宋代码头）、八只唐代沉船，隋唐宋金时期陶瓷器1653件，灰坑一座，以及大量铁器、骨器、石器、画像石、动物骨骼等遗物。出土瓷片数十万件,当时可明确辨认出窑口的有：寿州窑、白土窑、烈山窑、芜湖东门渡窑、越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建阳窑、长沙窑、鹤壁窑、巩县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定窑,还有一些属于耀州窑系的青瓷,定窑系的白瓷,以及属于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刻划花瓷和外黑内白地黑花瓷。（见照片1--11 ）
根据发掘报告所述，发掘点所布探方，均位于大运河故道南侧岸边，河道深达七米，上层4—5米为表层，及运河废弃后的地层堆积；下面，是隋唐时期大运河运行时，所形成的文化层，其厚度为2米，其中的“一期一段”出土器皿，“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代表了运河的开挖和最初使用的年代。（见照片1--4 ）而到了宋代,大运河宋代河道，在隋唐河道的基础上，向北偏移了10米左右”注二致使宋代石码头，压覆了隋唐文化层。根据七#探方资料分析结果看：上层4—5米仍为表土层，及运河废弃后的地层堆积；下面，是宋代大运河运行时，所形成的文化层，其厚度为2米，河道深仍为7米。7米以下为料姜石生土层，无隋唐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存。
根据该发掘报告分析，限于上世纪田野考古、窑址发掘的经验不足，对该发掘结果的认知尚有局限，现应重新评价三点：一是，对出土的陶瓷器1653件的产地窑口认定，应按最新窑址考察的结果审定，特别是发掘报告中指出:“初步能辨认的窑口……，除此，还有一些残碎瓷片的窑口不清楚”根据该市文物征集的长期经验，窑口似应更多一些，这对研究运河史、交通史、具有更大的意义。
二是，宋代河道向北偏移10米左右，可能是宋代治理大运河，所采取的‘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从而形成‘激流冲沙、减慢淤淀’措施，导致的大运河河道缩窄的结果。从发掘报告亦可看到，此次发掘，也曾出土了大量的木桩。这样理解，是否才能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三是，该次考古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隋唐大运河走向，与始凿年代的问题。因为，关于汴渠南线北线之争，在典籍考古为主的以往时期，史料所载“走汴入泗”，被理解为：经商丘后,走泗水运道，经徐州、萧、砀，到淮阴入山阳渎运河道一线，而不是经汴渠入泗州，且现在持这一观点的，颇有“大家”。古代又有白居易的诗、苏轼的《书传》等为证，争论中颇占上风。而作为田野考古的杀手锏---挖开来看，则是最让人心悦诚服的。故本次考古发掘所布探方，主要是为揭示隋唐文化层，尤其是发掘出大量隋代的文化遗存。这批具有典型隋代特征的大运河瓷有：寿州窑、安阳窑、湖南湘阴窑等窑口的作品，以及多达8艘的唐及唐以前沉船，彻底否定了“隋代初开大运河走北线，晚唐时改走南线”的猜想。
那么，在这一发掘的明确目的，实现的同时，也为成果的更全面性留下了一点遗憾。那就是探方未能再向北、向东揭示一些。因为宋代河道束窄，移向了向北的河床中心，7#探方虽挖了宋代文化层，但面太小，出土遗存太少。另外,由于宋代建设石码头,该处文化层被扰乱,年代的叠压分层不够典型。如能往北、往东再扩一些，挖开宋代石码头东侧（下游）的文化层，可能会因水流的涡旋，收获更多的宋代及以后文物，文化层叠压关系可能更典型.那将会揭示出隋唐大运河鼎盛期，宋代的更多秘密。也可能会让更多精美的宋及宋以后的大运河瓷重见天日。
第五章宿州市近期的两次考古发掘
1999年，淮北市柳孜考古发掘成果,被国务院公布为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引起周边城市的高度重视,2006年4—8月，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为主,并抽调淮北市、淮南市、宿州市文博考古人员,组成了考古队,对宿州市西关步行街工地，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钻探面积两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6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含完整器)1400件,主要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琉璃器、另出土了动物骨骼一批。各类出土文物中，瓷器比重占85%,经初步整理，可归属的窑系有:邢窑、越窑、寿州窑、白土窑、巩县窑、长沙窑、吉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建窑等，精品有:唐代巩县窑的绞胎枕、三彩枕、长沙窑的褐釉象座枕、长沙窑褐斑执壶、北宋定窑花口瓜楞腹白瓷瓶、磁州窑珍珠地花卉白釉钵、以及唐宋瓷塑人物、动物,还有健身球、色子、围棋子、弹丸、哨子等玩具。(见照片12--29 )在发掘的600平方米内，出土了数十万件瓷片。（见“隋唐大运河宿州段首次考古发掘成果汇报展纲要”）
经发掘得知,大运河的河口宽为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这与1962年，濉溪县百善、柳孜、四铺三条南北大沟，挖开的汴河断面情况基本一致。
2007年初,宿州市区内的佳苑工地，基础施工时,因该工地位于隋唐大运河遗址上,安徽省考古队又组织了发掘,这次发掘，除出土了大量陶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玉石器外,还发现了石砌建筑物遗址、沉船、石弹丸等。宿州市是大运河上的重镇,因保漕运通畅,唐元和年间（809年）升为州，咸通三年（862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使、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防御使，开宝五年（972年）建为保静军节度，这次发现的石砌体是码头？还是要塞？尚待进一步发掘考证。另据笔者现场观察，该处出土瓷片，与前两次大运河的考古发掘，最大的不同是，大量的龙泉窑和精美的钧窑瓷片面世，期待宿州市这次考古发掘会有更大突破。
截至目前，通济渠东段长达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在安徽省境内的约170公里段，已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也是大运河仅有的，三次规范的考古发掘。这三次考古发掘成果，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基础资料，应结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决非必然
由于宿永公路“槽子路”走的是大运河河床，地下大运河在该处首先被披露，似乎是必然，但又决非必然。淮北柳孜，作为隋唐大运河的地下遗址，被首先发掘，是与淮北市人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以及淮北市有着一支十分敬业的专业文保队伍，和万分投入的业余收藏家队伍分不开的。
何以数百公里出土的“大运河瓷”，流向淮北市？何以未需国家、省财政投入一分钱，建成上万平方米的展馆？淮北地区亦曾有过，挖出古瓷器以为晦气，必将粉碎而后快的风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大运河瓷”几乎全被砸碎。但当淮北市的收藏队伍，先于他方出现之后，“晦气”的器皿能变为古董，能换出钱来的时候，人们便变的小心翼翼了，“晦气”的瓷器，转而变成了“宝”，沿大运河的农民争相传颂，谁家捡到了“宝”，从柳孜村的农民中，逐渐产生出了一支“淘宝队”,西至商丘，东至泗县,干起了“淘宝”的行当。他们虽似乎“违法”，但却客观上保护了文物，他们作为国家文物征集的补充力量，对文物的保护作用,远远超过了专业的文保队伍。他们的行为，既代表了文物保护的发展方向，又确实需要规范。如不加以规范，也会走到文物保护的反面。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其实，隋唐地下大运河，在其它地方被首先抢救性发掘的机遇也是很多的。通济渠走“南线”，被柳孜发掘证实前，很多专家也推断出，“大运河”从泗县、宿州、永城的市中心穿过，在这些穿越市中心的河道上方，每年都有新的高楼迭起，它们在基础施工时，不可避免地会出土大量“大运河瓷”，以及其他文化遗存，只是不幸的被扼杀了。建筑商、开发商、地方财政，都不愿为发掘“埋单”。而淮北市这一新兴工业城市，对自己以往的古文明倍加珍重，需要展示厚重的历史积淀，恰恰成了这次发掘的契机。
淮北市博物馆及民间藏瓷，是“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大运河瓷”的窗口。为研究大运河史，隋唐宋金元交通史、唐宋金元陶瓷史、隋至元水利史，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是国人展示昔日大运河风采的一个缩影，她是大运河工程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力佐证。
注一:<<隋唐运河与中晚唐漕运>>潘镛王永谦著
注二:<<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部分大运河的废弃

大运河从隋代开凿以后,几经废弃,塞而复通,通而复塞。这段大运河究竟何时最终废弃,并成为地下大运河?也就是说,通航究竟到何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因为，它牵涉到“大运河瓷”中的许多金、南宋、元代遗存,能否发放出生证的问题.
第七章史料中可见数被废弃。
大运河的首次淤塞与废弃,始于安史之乱时的战乱与割据（公元755年）。旧唐书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注一“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
安史之乱，淮河以北，尽被人祸。叛军、唐军的抢掠烧杀,以致满目苍凉，沿通济渠东段,也成争夺的焦点。在战事频仍的兵荒马乱之中，漕运路断，运河淤塞,是可想而知的。唐朝廷北联回鹘,收复东都（今洛阳）后，漕运复通。但几年后,史朝义举兵宋州（今商丘）反唐，漕运又绝。安史之乱致使民众流离失所，藩镇割据，阻断航道，大运河先后十年被废弃。
直到代宗朝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才启用太子宾客.通州刺史刘晏,重开漕运。当然,刘晏重开漕运的第一着棋,就是疏浚汴渠,漕运即通（刘晏整治漕运共出九策）。
大运河的再度废弃,是唐末及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刘晏整治漕运后，漕路虽通，但由于大的局势是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王朝与藩镇之间,围绕着隋唐大运河的漕运，逐渐演绎成扼控汴、宿两城的拉锯战。这期间，唐王朝屡次变更汴、徐两州的行政区划和人事，以加强对两地的控制。并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将符离县甬桥镇升格为宿州，脱离了政治上左右游移的徐州控制，强化了大运河要冲的地位。大运河漕运，在以后一段时期内运转正常，这在漕运史上曾被称为“元和中兴”。
中兴的宪宗去世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先是控扼漕运的汴州发生兵乱，继之，驻徐州的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亦发动兵变，至甬桥（今宿州）“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卒十取七八”。注二刘晏治漕后,正常运转了近六十年的漕运,开始失控。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戎守桂林的徐州兵马，在庞勋的带领下,发动兵乱，由水路从桂林返回徐州，沿途占领了泗县、柳孜（今安徽濉溪东）、宿州，于是漕驿路绝；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又围宋州（今商丘），以断漕路；不久，徐州的藩镇时博，南攻泗州，漕路又被阻绝。至此，全国各地已基本被藩镇割据，沿大运河均被藩镇兵马阻断。
五代时期史载:“汴水自唐末溃决，自甬桥东南，悉为污泽”注三“运道久梗，葭苇埂塞”。注四
如据史料记载，从唐末公元822年，至宋初开宝年间（公元970年前后），大运河被废弃似有150年之久，但据柳孜考古发掘5#、6#探方的2、3、4层遗存中, ，以及宿州西关步行街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出葵口、玉壁底器皿分析，（见照片12 ）这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皿，具有典型五代特征。其中亦发现五代越窑“秘色瓷”作品。(见照片 6 )从地层堆积叠压关系上看，大运河并未中止使用。我认为这便是应引起注意的“因漕运不通，被朝廷废弃后的大运河，仍被民间商旅长期使用”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于金、元朝代，只是由于失去了显赫的政治意义，而不被史料记载罢了。这点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重点考证。
史料所载:第三次湮塞与废弃,是从北宋末年的宋、金拉锯，到最终划定以淮河为界的两朝对峙时期。入宋以后，黄河由隋唐时的“稳定期”转入“波动期”，下游河床迁徙增多，主要原因是河水中泥沙量增多，浅慢淤淀加剧，洪水下来，只有再冲出新的河道，甚至漫溢决堤。
宋真宗时,采取了“木岸狭河，激流冲沙”的措施，宋神宗时,采取了“引洛清汴”的冲沙措施，有宋以来,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奉行“漕运便是稳定”的信条，真正把汴河的治理、漕运的维持，当作了江山社稷存续的头等大事。然漕运之粮只能救急，不能救命，治表而不能治本。从唐末开始已完全蜕变功能的大运河，不再能辅佐封建王朝，也不能阻止封建社会的衰败，最后还是充当了北宋王朝的殉葬品。----公元1128年，金兵攻占汴京后,继续南犯，据〈金史〉载：南宋的东京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的李固渡西，人为决堤。
黄河从东明入鲁西南，经巨野、嘉祥、金乡一带入泗水，并由泗入淮，黄淮之间顿成泽国。自北宋末，至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期间，南宋与金在江淮流域长期拉锯战，民不聊生，流离他乡，汴渠失修失浚，废弃湮塞。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记载了当时宿州通济渠的湮塞情况，“自泗州循汴河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可资佐证。
北宋末年的这次废弃与湮塞之后，由于南宋与金的对峙，不再需要运河的漕运，来维系封建统治。而后,又继之元朝定都北京，漕运的终点发生了变化。漕运的“救急”特性，决定了大运河的裁弯取直结局，于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从此在正史的《河渠志》中销声匿迹了。典籍考古便将通济渠，从此判为“湮塞”了.
第八章通济渠塞而复通需多久?
通济渠段，历史上曾数度被废弃和湮塞，但又都轻易被疏浚，在湮塞后被疏浚的过程中，见于史料记载的，也仅是“发某、某、某某州役，浚之”，没有增设过什么闸、涵、桥、堰等技术难，或投资大的建筑物、构筑物。
我们知道，隋代始凿10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西安----江都），也仅用了150多天，因而，使许多后世学者,怀疑通济渠最初走的不是“南线”，而是泗水老路。其实，通济渠南线虽属新凿，但依然是在精密勘察测量的基础上，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将它们串联并拓宽而建成的。根据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所证：通济渠东段,西起河南荥阳板渚,引黄河水东行，走汴河故道至陈留；从陈留东南，到宋州一段，长215公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从谷熟到临涣一段，长205公里，是利用了涣水（今浍水）河道；从临涣东南，到蕲县北一段，借用蕲水河道；虹县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这些原有水道，以天然水源、自然坡降为基础形成，自荥阳至泗州650公里之遥，均属黄河冲击平原,一马平川，无山岭残丘阻隔，方向为西北往东南，符合我国自然地形倾斜的方向，与大的水流走势、走向吻合。在这片大平原上,截断并取直原有河道，使之一泻千里。在那没有GPS定位、三维空间设计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征服自然的过人智慧，实在令今人叹服。这又使我想到：现代的运河史学者,对大运河南线产生于隋代的质疑，实在有些无来由。宇文恺这位隋代大运河的总设计师,应可与贡、禹相左，比现代学者的智慧、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诗人皮日休，在那个朝代即认识到这些，有诗为证：“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河，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注十二
隋代大运河的选线，由于符合了地理走向的自然规律，并且巧借了原有河道加以拓宽，开凿仅用了150多天，这是有案可查的。那么，在以后塞而复通的疏浚中,需日几何呢？
查《宋史.河渠志》知：“隋唐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而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水复旧，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注五
靖康之年，汴京开封曾两度被金兵围城，正月被围困后，李纲率兵拼死抵抗。至二月，城仍未破，金兵恐生变故，烧杀抢掠后,撤回黄河以北。此间，开封城里，皇亲巨富，由太上皇宋徽宗率先带头，沿大运河争相南逃。沿途亦有残兵败将、散兵游勇,看着皇亲国戚、贪官婪宦，载着满船的细软、金贵之物，弃国而走，愤然决河放水，将船只搁浅，盗抢财物。这在纲纪已荡然无存的北宋之末，应属正常。
然而，当金兵北撤之后，北宋朝廷已风雨飘摇，如强弩之末，在沿汴民众流露失所的颓败局势下，通济渠尚能二十余日塞而复通，这说明通济渠的开凿，遵循自然,修复较易，虽历五百年淤淀，仍能快速疏浚复航，且不需耗费太多财力。如在和平时期，劳力充裕，恐疏浚时日更短。
第九章漕运功能的丧失与大运河的衰败。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漕运功能丧失，决定了这段运河的衰败。这在封建社会的宋元时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漕运”带有政治色彩，它维系着江山社稷。东西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丧失，就意味着它将被朝廷废弃，失去朝廷财力的支持，对以黄河是为水源的大运河来说，淤淀与浅涩，最终走向湮塞，当然是命中注定。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运河除漕运功能之外，尚有很多其他功能。如：商旅、淤灌、排涝、军事、续引黄河之水南归东海等等。当然，封建社会里,经济功能没有政治功能重要；在封建社会里,经济是在自然状态下成长的，在财力分配上，统治者对经济成长的扶植，只能在满足政治统治之需后,分一杯羹。南宋、元、明、清时期，封建帝国已逐步走向日暮途穷，何来财力与胆识，重振隋唐大运河雄风？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在被大宋朝廷废弃后，在走向衰败的不归路途中，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为沿途的地方、百姓，以及宋金贸易;宋金对峙中的兵马粮秣调运;金王朝移都汴京后的继续对江淮地区的剥削掠夺，甚至金灭亡后的宋元拉锯时期的，兵马粮秣调运发挥着作用。当然，军事用途一般史料都无详细记载。但是，难免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地方志中亦可发掘出一些史料。
总之，北宋灭亡之后，漕运功能丧失，就意味着被朝廷废弃，但废弃并不等于湮塞；隋唐大运河开始衰败，正向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大运河在衰败期，也同样存在着生命运行的轨迹,也同样在为东西南北的交流繁忙着。
继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发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与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抢救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笔者多次亲临现场,观看了地层剖面，及发掘出的遗存。宿州市城区考古现场出土的大运河瓷，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
安徽淮北柳孜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许多金代烈山窑瓷器。《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中称，（第三期）“五段中，碗、盘均内涩圈，是1999年新发现的，淮北市南宋（金）烈山窑的产品。瓶为上白釉、下黑釉，肩部斜书“仁和馆”款字，这种在瓶上书款的例子，在河北磁县彭城镇的宋代窑址中曾有发现。”“月白色均窑釉盘，是钧窑系南宋（金）时期产品，综观第三期五至六段的器物特征和各窑口的烧制年代，将第三期五段定为北宋时期，六段定为南宋时期，第三期的年代为960～1279年。”以上所引该发掘报告，明确称：出土第三期六段为南宋（金）代作品。但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显系元代作品。
穆青先生在《彭城窑元代白地黑花瓷器的艺术特色》一文中论及：“大约从金代后期起，彭城窑开始迅速发展，元代彭城窑产品主要以白地黑花为主，其中，以盆、四系瓶和罐最具特色。”“元代彭城窑的四系瓶产量相当可观，而同期观台窑遗址地层中，却只见梅瓶，未见有四系瓶出土。可见，河北磁州窑的四系瓶，基本上都是彭城窑生产的······颈肩之间安四系，系的形制绝大多数为上宽下窄扁泥条系。”穆青先生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四系瓶，书写各种“馆”铭的，有“太平馆”、“仁和馆”等。注十一
该文中的描述与所登照片，均与淮北柳孜码头考古发掘中，出土于一号灰坑中的第27号，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完全一致，（见照片11）另据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磁州窑文化丛书中马小青、李六存编著的《磁州窑四系瓶》；亦认为彭城窑始于金末、盛于元。1999年8~9月，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对彭城盐店、大庙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元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标本和残片；且四系瓶的器型特征是：早期的是椭圆形近似圆形，元代主要是橄榄形。这说明磁州彭城窑元代作品仍在大运河通济渠东段有流通。
也就是说，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时期，隋唐大运河在“衰败期”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怎么从典籍中进一步考证呢？
第十章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
第一节、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外贸与转口贸易中的作用。
《金史》载：“皇统元年十月（公元1141年），都元帅宗弼与宋约，以淮水中流为界”。从此，南宋与金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后，不久便开始了互市贸易，金称“榷场”。榷场，乃“与敌国互市之所也”。注六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对外贸易之“边贸”场所。
金王朝是发祥于东北的女贞族，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多山，农业一向不够发达。女贞人的林猎制品，需通过贸易来换取农产品，以维持生计，故金人的贸易意识较强。宋金的榷场贸易，还可为宋、金王朝补充军备物资和军费。
见于《金史》的榷场记载较多：“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公元1159年），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今商丘）。”注六
“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注六
“泗州场，大定间（公元1161----1189年）岁获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七贯，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宋亦得课四万三千贯”。注六
“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注六
《宋史.食货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盱眙军置榷场官鉴，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存盱眙榷场、余并罢”。注七此处“官鉴”二字的含义应是设置出口验关机构的意思。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宋金贸易的榷场总少不了泗州和秦州，且有一段时间是仅置泗州与商丘（均在通济渠沿线）。1159年罢所设诸榷场，专置泗州，说明泗州榷场设置早于1159年，应在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前后。
宋金对峙时，泗州与盱眙隔淮相望，宋为盱眙军榷场，金为泗州榷场，对等设置。与榷场相配套的必然是运输（那时只能是水运）。泗州居淮河之北，汴渠穿城而过，如汴渠水运不通，往北输往金国的货物，便无法北上，金人岂肯在此设场，商人岂肯来此“榷货”？
载入《金史》的，榷场年税收情况（岁获），仅两个。一个是泗州场，从上面引文看，岁获增长很快，发展比较稳定，说明各方面配套较好。同时应是宋金贸易的最大榷场，才有资格作为代表载入史料。瓷器贸易，量大易碎，自古依赖舟船运输，泗州榷场的博易量最大，恐其为主要的瓷器交易榷场有关。其他榷场或者不通水路，或者水运条件不如汴渠。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淮河以北近半数汉民在金人统治之下，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尚青”的汉人，依然对龙泉窑格外垂青。汉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对金人、民族压迫的反抗，表现的往往比较含蓄。北方汉人使用南宋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的精美器皿，既实惠，又寄托一种对宋朝的怀念，对金朝的不屑。这种消极的抵抗，导致宋金、宋元对峙时期，南方输入北方的瓷器剧增。这种情形，在大运河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瓷器辨认上，可以得到印证。以上南方四窑的瓷片出土量，均为大宗。另外，金代的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作品在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中亦有出土，但量不及南方四窑，估计金朝输往海外的瓷器，亦承宋制，从泗州转口。运往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出口。
另一个榷场,年税收情况（岁获）的代表，是秦州场。而秦州，是金对西夏和吐蕃的贸易榷场，也应是西北最大的榷场代表。
南方各地的货物收购后，通过江南运河与邗沟，入淮河输往泗州场。交易后，通过通济渠、黄河、永济渠向北，渗入金的属地范围。而另一途径是：通过通济渠，经黄河、入渭水，遡往秦州场，转口西夏、吐蕃诸部，将西夏、吐蕃诸部的物资，再转口泗州场，输往南宋。(见附图三)
秦州（今甘肃天水）居于渭水上游，下游经西安，入漕渠与黄河相接，即进入隋唐大运河。秦州，历来是唐、宋王朝与吐蕃、西夏最大的贸易榷场，因为唐宋王朝加强军备的好马，产于吐蕃、西夏，秦州历来是军马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注八鬻是卖的意思。宋金对峙之后，金地，隔绝了南宋与西北的马匹贸易，必须经金国转口贸易，南宋史料记载中，有关榷场贸易“输入的货物，主要是应选军器之物及犬马等”。注九，柳孜与宿州运河考古发掘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马骨所占比例，还应请有关专家鉴定分类。
《金史》所载的当朝最大的两个榷场，一个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东端口，一个在隋唐大运河西端口的渭水上游，（见附图三）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自然条件使然，是任何社会现象，都必然要遵循的自然法规。说明，同是中国先祖的女贞人，也有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聪明才智。金朝利用隋唐大运河，建立了自己的外贸运输、与转口贸易运输的水运系统，同样也值得我们赞颂与纪念。
第二节．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军事上的作用
先从《宋史》记载的南宋两次北伐，看金代通济渠的军事作用。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签订了宋金“绍兴和议”，南北战争出现了20多年的稳定时期。孝宗继位后，于隆兴元年（1163年），发动了“隆兴北伐”。五月初，宋将李忠、邵宏渊率军六万，号称二十万，渡淮河北伐金国，先克灵壁，再攻占虹县，乘胜打下了宿州，这即是战史上著名的，先胜后败战例“符离之战”。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镇江都统制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率东路宋军不宣而战，先派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河攻泗州，宋史载：泗州有东、西两城，领军毕再遇，先佯攻西城，而自率勇士登上东城杀敌，东城金军弃城而逃，西城金军即降。五月初，陈孝庆部又攻占了虹县。消息传来，朝廷振奋，随即公开下令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东路军主帅郭倪，调兵会攻宿州，结果大败而归，随后又是屈辱的“开禧议和”。至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达成“嘉定和议”。
南宋的以上两次伐金，都是由盱眙渡淮，然后遡汴而上，攻泗州、灵璧、虹县、宿州。本来南方兵习水性，攻金渡淮又需舟楫，渡淮后遡汴而上，兵法上亦是顺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见，金与南宋对峙时期，通济渠东段是通航的，否则，没理由屡次东路北伐，都是由此水路进军。
再从《金史》记载史料，看金代通济渠东段在军事上的作用。“贞祐三年（1215年），即迁于汴，时朝廷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1222年），遂于归德府（今商丘），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注十
从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1214年，金不抵元军，已由北方南撤，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对南方宋军亦需设防，因而，加强了宿、泗的军储。二是军储之粮来自陕西，陆运至归德府（今商丘）通济仓，中转集散；归德府新置“通济仓”，应与通济渠水运有密切关系，因为，往邳、徐、宿、泗漕粮，正分别走原通济渠的北线与南线。否则“通济仓”之名应叫“归德仓”，因为通济是一条运河名,而不是地方名。三是陆运费高民苦,宜改为载粮17.5吨的舟运，皇上同意。又在宿、泗州之间的灵璧县潼郡镇置新仓，委派后勤官员。四是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后，从黄河水运，可直达湖城（今宿迁），从湖城入濉水，经新开的长直沟，穿万安湖（今天井湖）舟运可入汴水，东下泗州，西上宿州。也就是汴渠（通济渠东段）两端分别在江苏宿迁、河南荥阳两处与黄河相连，形成环行水运网络，增加了调兵遣将、行兵布阵及军粮调运的保险系数。（附图三金、南宋时期，黄、汴、淮航运图）
第三节南宋输往金的“岁币”解赴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并每年向金交纳“岁贡”，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这一条约实施了20年之久。“隆兴和议”（公元1164年），在开禧北伐失败后，重签的条约中，南宋向金每年交纳“岁币”，银20万两、丝绸20万匹；“隆兴北伐”（公元1208年）后签定的“隆兴和议”，南宋每年向金交纳“岁币”，增为银30万两、丝绸30万匹，并一次性赔偿钱三百万贯。
从南宋立国，到金被元灭的107年间，南宋向金纳“岁贡”、“岁币”长达80多年。
入宋，自太祖始，田赋（税收）即实行了“时估折纳”，即实行“实物税”。那么南宋输与金的“岁贡”、“岁币”，也应是茶叶、陶瓷、农产品等实物形式，否则，还需再经贸易购物。女贞人缺的不是白银，而是南方精美的工艺品和粮食。那么这些“岁贡”、“岁币”的大批货物，需移交解赴。
可以设想，交付地点应在两国交通便利的关口移交。金国绝不会允许南宋的船队，长驱直入，驶入腹地。而从宋金榷场贸易记载看，交通便利，又有验货（官鉴）关口、堆放码头、关防机构的，当首选隔淮相望的盱眙与泗州。解赴金国的途径，通济渠亦应是最理想的水道。当然，后人写《宋史》和《金史》，都不会将这些令国人屈辱的史料，详细记入历史，致使现在已无从考证，只能作此推论。
第十一章金代小运河------长直沟考
查《泗虹合志》记载：“长直沟，泗县、灵璧交界处，金人曾整治过。清乾隆二十二年又再次疏浚，从长直集到渭桥，共长四十里，北通濉河，南泻灵璧之水归汴”。注十三《泗虹合志》成书于清光绪十四年，那时汴河的水运功能，已不值一提，仅从水利角度记载。但它仍是金代所开长直沟的雏形。同记载的还有“搜箭沟，在蟠龙山东、刑家山西，其水南北流，北归濉河，南入于汴。汇灵璧以上之水归洪泽湖。”此沟，也应是连接濉河与汴河的，较大的人工河流（见附图三），亦有可能成为运河。
淮北地区，习惯上称人工开凿的河流为“沟”，赫赫有名的如“刊沟”、“鸿沟”。金代的“长直沟”，既是人工开凿的，又用于水运。因此，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运河”。它北归于濉、南入于汴，并通过濉河在宿迁进入当时的“夺泗入淮”的黄河下游河道。上节谈到长直沟的开凿，沟通了濉河与汴水，形成“南汴北河”（黄河）的环形水运网络，在金国的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内循环运河系统，不愧是因地制宜，改造并发展了隋唐大运河的区域体系。金代的先人，仅仅用了二十公里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改建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再次证实了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
历史造就英雄。“南汴北河”体系的形成，与当时形势所迫是分不开的。我们回顾一下长直沟开凿时（1215年）的时局：贞祐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人的崛起，女贞人在北方丧失了大片土地，被迫第二次迁都至汴京（今开封），金与元的拉锯战，致使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已无膏脂可以榨取。金移都汴京后，政治上，需加强对黄淮地区的控制。军事上，必须依托黄河、淮河两道天堑为南北防线；在“南黄北淮防线”间，调兵遣将，粮秣辎重周转，只有依赖于汴渠。经济上，经营与掠夺的重心，都要转移到黄淮地区。在这种局势下，金统治者，不得不精心经营汴渠，改造运河的水运体系。只是事关军国大事，为保密起见，鲜见于一般史料记载，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视。
总之，隋唐大运河在通漕的五百年间，数被废弃，但略加疏浚，即能复航；在北宋末，宋室南迁后，因为失去了漕运功能，而被朝廷废弃，进入了衰败期，但仍为宋金的外贸与转口贸易发挥着作用。公元1214年，金被迫迁都汴京后，至金王朝覆灭的1234年的二十年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即汴渠），又进入了一个中兴阶段，由长直沟小运河，连通了“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金代的隋唐大运河，与宋代的隋唐大运河相比，可总结为：宋代主要是漕运，金代则为中国的东西交流、经济发展，发挥着更全面的、积极的作用。
注一《旧唐书》卷120 《郭子仪传》
注一：《旧唐书》卷156《王智兴传》
注二：《资治通鉴》卷292
注三：《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注五：《宋史.河渠四.汴河下》卷九十四
注六：《金史·食货志五·榷场》志第三十一
注七：《宋史·食货志》
注八：《宋会要楫稿》食货38
注九：《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
注十：《金史·河渠·漕渠》志第八
注十一：《中国古陶瓷研究》紫禁城出版社第十一辑
注十二：《全唐诗》卷615 皮日休《汴河怀古两首》
注十三：《泗虹合志》编撰江殿许湘甲

第三部分大运河的湮塞和“大运河瓷”

从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区的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剖面看，大运河河床内，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层，多为黄色沙土层，土层色较黄，颗粒较大；文化层以上是淤积层，多为浅黄色和灰黄色沙土层。这是因为，使用中的河道，流速快，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则土多色淡。
在表土层以下，文化层以上，存在着2---3米的浅黄与灰黄色土层，说明通济渠东段的湮废，最终还是黄泛淤淀所致。
但是，黄河泛滥的洪水，是很难越过隋堤（大运河北堤），而进入汴河河床的。因为，通济渠开凿之初，便将北堤筑为御道，高与宽均超过南堤。自荥阳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与黄河比肩而下，河道几乎平行，南面是黄河，故汴河北堤常遭黄河南泛的威胁，为保漕运，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宽。至宋，汴河的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宽是两倍（北堤宽40米、南堤宽20米）。实际上，隋唐大运河的北堤，已经成为黄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黄泛如能漫过北隋堤，那么，到了汴河以南，便如入无人之境。但是，至今隋堤仍是黄泛平原，与河间平原的分界线；隋堤北，是黄泛沙土地，隋堤南，是沙礓黑土地。自古就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这种至今不变的土质与地貌特征，说明了黄河泛滥，未过隋堤。汴河河床上层的沙土淤积，应不是黄泛越过汴河北堤的淤积，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废后，上自荥阳汴口而下的黄河水常年淤淀，而又不再疏浚后，逐渐湮塞的。
第十二章南宋与元拉锯时期的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在金代，虽因漕运功能丧失，而在历史史料中鲜于露面，但除《宋史》、《金史》的《河渠志》记载较少外，在《食货志》及《传记》的事迹中，发现不少蛛丝马迹，证明它仍在贸易、军事活动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那么金于1234年灭亡之后，大运河尚通否？
勾沉史籍，从姚汉源先生所著《京杭运河史》，元代所开济州河，以取直京杭（南北）大运河道的考证中，姚先生提到“南宋，泗、济流域分属金、宋，为近边争夺地区，常利用水道运军队，很少修治记载。直到南宋末年的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东平守将严忠济的军队，南戎宿州、蕲县一带，和宋兵对垒，为了自东平向南运粮饷，恢复古代汶水由洸入泗，自泗南航的旧道”。从这段考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东平（在山东泰安附近）籍的严忠济部，戎守宿州蕲县一带，为转兵运饷，打通了泗、汶、洸、济运道，沿此水道可达泗水，泗水在1257年仍为黄河“夺泗入淮、夺淮入海”的通道。到宿迁后，可由濉水入长直沟（或搜箭沟），进通济渠，溯水至宿州，仍走金代“南汴北河”的环行水运网络路线（附图四东平至宿州运粮图）。
由此推论，通济渠东段在1257年前后，应该还是可以通航的。
第十三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
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以往有两种版本。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黄河决堤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以为，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复通，本不是难事。通济渠至宋，已成地上悬渠，决堤乃水尽，即可“车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开启荥阳的梁公堰注水，即可复航。更何况滚滚黄河东逝水，自隋开通济渠后，便仰此水路南归东海，自古水火无情，天皇老子也不敢说壅塞即壅塞。只是在1141年前，南宋与金拉锯时期，任洪水漫溢、以水代兵的情况还是有的，但那仅是权宜之计。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夺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泻洪排涝，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水“运”，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他们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山阳渎、刊沟，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时，所采取的措施。
黄河水，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来则决，去则淤，是难驭的烈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运的希翼下，聪慧的先人，是绝对不会放弃“河运分槽”，而想当然地选用“河运同槽”之险途。
隋唐大运河衰败期，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第十章中，已对金代运河的运行情况作了考证，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两种版本，我认为均失之偏颇。在上一章中，我也已列举了金灭亡后，1257年南宋与元拉锯时期，严忠济部尚利用“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调兵转饷。那么，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便于史实不符。
因此，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说。这一观点的论据，见于《宿州志》“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间统一中国，并定都北京后，通惠河于大德八年（1303年）竣工。至此，江南漕船可直驰大都城内积水潭，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内陆运河漕运路线告竣，已不再需通济渠、永济渠，作为内陆漕运的备用线路，元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废弃通济渠了。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元朝，黄河水患更加肆虐，据《元史纪事本末》载：1288年至1325年间，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八次，1325年开封漫溢，七月阳武决口。《元史·河渠志二·黄河》中，亦有较多记载。
邹逸麟先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黄河水患发生变化，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结合《宿州志》的记载，我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这就是《宿州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其实，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尝试了鸿沟、刊沟、灵渠、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又经历了秦、两汉、魏、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依据我国地理的自然走向，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开凿了东西大运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投入，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发展期、鼎盛期，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北线的黄河故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在自然中成长的，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失去财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规中沉浮，并被新陈代谢。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记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但支离破碎的肢体，已不附“大运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阅尽《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大致可以归纳为：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走向，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北去山东、河北的黄河下游，因水量减少，流速放缓，而淤淀加剧，河床渐渐升高，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黄河之水南入淮河、入东海，落差大，流速快，渐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上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河，减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
（3）北宋末、金初，宋金拉锯战期间，金人任黄水南犯，浸漫南宋领土，南岸堤防频溃。南北对峙，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颖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夺颖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由于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1335年封丘决口，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颖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所谓的“夺”，仅仅是汴渠泄洪不及，黄河漫溢、决口后，再另辟一条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为保汴渠运道的河堤不致溃决，节制荥阳的梁公堰，减少洪水入汴的流量。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两河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
（6）黄河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帐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而成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渐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325年后，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第十四章话说“大运河瓷”
通济渠通水、通航的时间界定后，“大运河瓷”的年代特征，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代的作品，可以认祖归宗了。“大运河瓷”始于605年，终于1325年，大约720年，“八朝荟萃”名副其实。时间界定后，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规律，为运河瓷的研究，截取了科学的空间。
至于“大运河瓷”的产地地域范围，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认识过程。已披露的大运河考古发掘有两次，一次在淮北柳孜，一次在宿州西关步行街工地，目前，在宿州市城区内的佳苑基建工地上，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主持，正在进行安徽省的第三次大运河考古发掘。据我所知，每次考古发掘，均能出土数十万件瓷片，对这些瓷片所属窑口的确认，是划定“大运河瓷”产地地域范围的关键。但这是一项工作量巨大，要求业务性强、知识面广、责任心强、时间长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仅仅按窑系的特征，认定窑口是不行的；仅仅按目前对古陶瓷产地窑口的认知程度辨别，也是不行的；还要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
但确认产地窑口，对认识大运河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对研究大运河史、黄河水利史、水运史、交通史，商贸流通史、八朝时期的陶瓷业发展史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我想，当这些基础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大运河瓷”的“百窑纷呈”局面，一定更加绚丽。如果再能绘制、复原出器形、纹饰、釉色来，那将能汇集出，造型古朴端庄,纹饰简约潇洒,釉色淡雅凝润,形态各异、博大精深的作品，成千上万，成为中国高古瓷研究的总汇。

八朝荟萃的“大运河瓷”，作为大运河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展示于淮北市博物馆中。她将是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不可或缺的专题展示，她将从一个侧面，雄辩的印证出我们先人的聪慧、英明、献身精神，和对人类发展、无与伦比的贡献。她用精美的陶瓷艺术品，这种生动诱人的形式，将当代游客，带入浩瀚的历史海洋，在鉴赏中，在美的享受中，了解漕引江湖，利尽东海的大运河，以及大运河为八朝炎黄子孙带来的兴盛繁荣。

曹朋华 · 发表于 2013-8-1 23:37:51

好帖子！欣赏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黑色死神 · 发表于 2013-8-1 23:40:50

qdsdsy · 发表于 2013-8-1 23:45:27

草原牧马人 · 发表于 2013-8-2 07:23:28

字太多·就看了个标题

博源阁 · 发表于 2013-8-2 09:28:48

楚汉传奇 · 发表于 2013-8-2 09:59:03

简狄 · 发表于 2013-8-2 13:15:24

辛苦不错

ysb0000 · 发表于 2015-9-17 15: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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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瓷----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起止年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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