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具寰宇绝响

小心小新 · 发表于 2008-8-12 13:32:28

剔红金绘手盒

　　剔红描金盒：形制如花生壳。外通体剔红锦地纹饰。色泽鲜红，刀法利健。盒内金壁熠之，满金地上更描金色梅花数朵，谐音“锦上添花”。乃乾隆朝宫廷珍玩。　　所谓文玩，指的是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房器玩。文房四宝尽管创始很早，但一直发展到唐宋时代，即传统书画艺术趋向成熟完善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形成以后，它们才真正找到并且实现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文人学士乃至帝王官宦书斋案头不可或缺的器用。

　　1. 从历史来看

　　“文玩”向来是专业收藏人士的“宠爱”。因为其一，“文玩”具有浓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尤其是那些古代名人使用过的“文化用品”，不仅流传有绪，而且放在书案上，更彰显收藏者的修养与气质。其二，“文玩”适合把玩。把玩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玩与收藏家“情感沟通”的过程，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人与物品之间互动性更强”，这是“文玩”胜过书画、瓷器的独特魅力。其三，“文玩”麻雀虽小但也五脏俱全。如文玩中的笔筒，其材质种类繁多，如瓷制笔筒、竹雕木雕笔筒、玉制笔筒等，虽然说都是“小器”，但是往往在制作上也都是穷工极巧、精雕细琢，再如一些玉雕笔洗也是选用比较珍贵的玉料进行加工，尤其皇家御用的文玩选料、做工更是精湛。因此从审美角度来看，“文玩”无疑也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玉及田黄印章

　　玉及田黄石印钮一组：汉兽钮印，白玉、外枣皮红色，观之里，玉质细净莹透。田黄石纹清晰，温润内敛，橙色皮浸自然，明末清初印风。石材珍稀，书卷味中显露皇家气息，身价非凡　　文玩的一大特点是小巧。作为书桌案几之玩用，一般大不盈尺，小不足寸，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可远观，亦可近取。特别是有些赏玩摆件，往往是大块的浓缩，大件的缩小，小中见大，芥纳须弥，古玩界又有“小器大样”之说。

　　文玩的另一特点是雅致。其材质、工艺往往体现文人学士之情趣品位。工匠艺人们大都是适应文人的审美情趣而奏刀操觚的，有的直接出自文人的创意，甚而有的本来就是文人雅士偶一为之的即兴之作，因此文玩的文化内涵和积淀最为丰富。那些留有文人学士题铭刻款的文玩如今已成为收藏焦点。

　　文玩的还有一个特点是芜杂。古玩界常常将之归类于杂项、杂件。一是器型杂，即便从每项独立的文玩来说，其器型之纷繁亦可谓千变万化，典型如水注(砚滴)，其品种何啻千数；二是用途杂，分工往往很细微琐碎，各自为营互不相干，而且各件各样，少见重复；三是材质杂，举凡瓷、玉、竹、木、牙、铜、石、漆、料、玛瑙、紫砂、水晶等，无所不用，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便于文人学士亲自操觚奏刀的竹、木、牙、石之类，而且其久经抚玩会产生滋润莹厚的包浆，时间愈久愈发可爱。材质最为广见的陶瓷，其可塑性最强，几乎可以仿制其他所有材质的肌理质感，这在清乾隆年间运用最为淋漓尽致，所谓“钱金、镂银、琢玉、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清•朱琰《陶说》)。当时还发明了象生瓷。

黑白玉巧作镇纸

　　黑白玉巧作龙纹纸镇：上白下黑，天然奇材，经巧匠妙工，别具趣意。龙体高耸，力张威显，边铭“乾隆丁丑柳石作”款。不失为案头爱物　　2. 文房用具之沿革

　　文房用具的成熟发展始于宋代的文人团体，当时的国策重文抑武、崇儒尚学，文士阶层因而受到社会普遍的敬重。而中国文土特有的自高自重的意识，加上倾向老庄哲学的适性自然、超凡脱俗，并讲才情、风雅气韵的精致生活态度，及提倡简单闲淡中蕴含深远无穷之韵味的美学论点，使得所倡导的艺术理论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深远。其中所蕴含之对“物”之应然或已然的美的要求，及生活美学的理论，切合交融文人艺术活动，故同诗词、书法、绘画等相提并论。因此不仅树立了文房器物品评的准则，开创了文房艺术的概念，更指导了文房器物的制作，使用与欣赏的方向，终于成就了举世无双，中国独有的“文房艺术”。

　　明代中期，商业及手工业蓬勃发展，民间经济成长盛况空前，宋代文人所提倡的文房艺术，在此时终于获得了更强烈的回响。热衷此道的，除了传衍及蔓延“复古主义”美学的文人雅士外，新兴的商人阶层与深宫内院的帝王也争相附流风尚，文人式的用器不再专属文人团体。所谓文人品味一普遍地主宰当时的工艺的造型，材质及装饰的风格。因此扩充了文房艺术的范围及品味，同时也促进了明清工艺美术的跃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三朝帝王皆具学养，喜好艺术，并奖励工艺美术的创作。宫廷的作坊设备不但完善加上与外廷督造的供御用器相结合，并徵召各地技艺高超的良匠入值造办处，令不同工艺相互竞技交流，激荡出崭新的艺术风格，故此时的文房工艺精品以宫廷制作的为最大宗。然而与“宫廷文房器物”并行交织的“文人文房器物”，也在此际齐足并驰的绽放光芒；明清易的年代，文士们经历了丧国之痛，多数人选择了绝意仕途归隐山林，藉着文艺创作，寓情抒怀，倾心于文房艺术，自娱寄乐。文房器物的造型与缀饰也附和文人的审美品味：即尚古的情趣，诗意的构景，宁静清幽的欣赏境界，以及适当的烘托出天然质地及色泽的雅致，用平凡朴素的竹、木、土、石傲视华丽高贵的金、玉、珠、犀。清代道光朝，鸦片战争一役，清军参败，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从此国势萎靡不振；内廷亦无暇关心工艺美术的发展，逐渐步趋凋零与衰落的局面。随着五口通商的贸易协定，西方列强输入了大量的西洋工艺商品，其新颖的美术面貌，迎合了民间闭塞与好奇的市场需求，西风东渐，蔚为时尚，严重的冲击着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流通，纵然此时仍有几位才华洋溢的工艺美术家，但也仅是凤毛麟角，无力支撑大厦将倾的危机，颓败与式微终成晚清工艺美术的注脚。

李裕成字松石绿釉印盒

　　3. 文人与巧匠的交流

　　文房工艺美术包含设计与施作两种主要元素，亦同时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特质，因此文人雅士与能工巧匠间的互动关系十分重要。一方面良匠提供文士以精善的工艺，另一方面文士为凸显其不俗品味而提供设计巧思，两者之间互相过从，良匠常凭其高超技术而获得“艺而近乎道”的尊重。诚如晚明文坛盟主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述：“今日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壁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 身怀一技之长的工匠能手不再仅是无名的加工者，不但能获得高额的报酬，甚至能与缙绅之士分庭抗礼，其地位的提升益增世人对技艺的尊重。而工艺美术家的学养及品味的文人化，以及与文人交游间所获得的观念提升，也常令良匠的创作有所启发及提升。文房器物时有文人士大夫参与设计和定制，作品完成后再请文人品评，赋诗制文褒评宣传；因此成为工艺美术家逐名的重要推手，也对工艺技术的保存与传衍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中“竹刻艺术”与“紫砂陶艺”与文人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两大品类由于主要供文士清为主，因此有士人为其谱录传世，故留名艺坛的匠氏最多。其原料也不过是竹材与泥料，而作品的身价则“与古铜玉，宋瓷诸器并重”，“上者与金玉等价”，因其具备中国人最推崇及追求的“文人的品味”：用文人最向往的天然的素材，点石成金的幻化成一件件清爽，奇逸，隽永，精简以及可思的作品。这些韵味正式文人雅趣最难以琢磨，且最深刻的精义所在，因此，能延入文人书房殿堂，又博得文人竞相宝爱的绝顶雅品，其身价自然与金玉相埒。

王恒制诗文笔筒

　　王恒制寿禄诗文图笔筒：王恒，字筠谷、梅粼。活跃于嘉庆时期，嘉定派竹刻重要代表人物。刻风承吴之璠一派。此笔筒竹材厚壁，竹丝呈琥珀色，人物刻划飘逸传神，文字犀利清晰；另有“十二楼侍者”铭款，系梅粼同乡贤士，亦名噪一时。梅粼制作品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有收藏。　　ㄨㄚ对笔：材质细腻，纹丝清晰，粗细有律，材正料直。因年代之故表面有“钉金浸”（俗称）呈黄褐色斑点，也偶然造美。成对流传更是难得。　　4. 文人品味与宫廷风格

　　“文人品味”与“宫廷风格”是中国文房艺术发展的两股主流。各自存在着不同的好尚及需求；行程了相互对垒又时而交集的竞技现象。宫廷内府的官营作坊，是帝王御用文房器物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在地方上设官监制，有的是例行的贡物，或令铺户买办。宫廷的壮丽建筑及雕梁画栋的内部陈设，均是宣扬国威，粉饰增华的帝王气派与好尚。御用文房器物亦必须突显其富贵豪华之致浓艳丽的风格；尤其当帝王重视艺事时，往往利用充裕的府库资财，倾力督造巨硕繁巧的作品，蔚为民间难以超越的精巧工艺典型。而文人品味是文化的积累与萃炼后的传统美学取向，基本上强调人品及气韵的高尚意蕴。从而追求简朴与内敛之美。并寄予自然天真，探究隐潜在内层的纯真本质。因之，“文人品味”所揭示的不是矫饰，是平淡蕴藉的自觉；注重精神意念而不重视外在形式，因为表象的形式太过着墨，会因此而忽略其本质；这种精炼的内涵，崇古的思维，反映在文房艺术的美学上，所传递的更是深潜和隽永的意境。引藉明代文方美学家文震亨《长物志。序》所述：“室庐有制，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隽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大都游戏点缀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存焉。”文氏的意旨也正式明清文人艺术复古主义的理论，坚持文人品味制宜工艺的造物观为导引。匡正过度缀饰的风气，追求古雅身韵的静谧境界。

ㄨㄚ对笔

　　5. 文房清供宋代时进入收藏领域

　　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其实，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6. 明代是文玩风尚的繁荣期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民间如此，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7. 清代文玩存世数量最多

　　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人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至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晶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8. 寰宇绝响的中国古代文具

　　中国文房之道，源远流长。深韵无穷。设计艺事层面广泛；如参考明代文人的归纳约可分属为“用赏”与“居游”两大类。其“居游类”范围可广至园林室庐的营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车衣饰的乘服。“用赏类”则以文房用品笔，墨，纸，砚等四宝为主体，兼作笔筒，笔架，笔洗，笔格，墨床，墨夹，纸笥，纸筒，纸镇，压尺，砚屏，砚山，砚滴等辅助书写的工具，进而游艺于古琴，焚香，弈棋，试茶，临帖，观画，刻竹，饲鹤等文人热衷的生活雅趣及艺事所必备的用具。甚至布置书斋中的几榻椅案，供石古器的陈设，再再都是中国文人精致生活美学的呈现。

　　文中文玩物件照片来自座落于风光秀丽的杭州万松岭的万松居。万松居致力中国古董文物，包括陶瓷、玉器、竹木ㄨㄚ、古董家具等的学习研究，更是有各种珍贵文房杂项，传承中国文玩文化。

　　“道”是致力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目标，多彩多姿无与伦比的中国文房之道，常令邻邦日本，韩国羡慕不已，自唐代依赖即相继来摹习仿效，虽成就为臻至境，但在承袭与沿革的过程中，已使文化传播的成果光耀异域。

红海 · 发表于 2008-8-12 13:46:57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