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澹泊敬诚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出生于英国。1930年来华，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国籍。1970年病逝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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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德与中国发生联系，相当偶然。出生于底层家庭的她，成年后做着家庭女仆的工作，梦想成为一名演员。却因读到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了解到中国的百万人民从未听过耶稣基督”，而觉得自己“理当做些什么”。她试图动员身边的朋友和自己的兄弟前往中国，但无人响应，她的兄弟甚至嘲笑她“那是老处女的工作。你为何不自己去？”

艾伟德决定自己去中国。从伦敦到中国的船票需要90英镑，她只好改走铁路。售票员用了两天时间，才帮她查明，从欧洲经苏俄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铁路票价是47.10英镑。艾伟德选择分期付款。1930年10月18日，凑够了火车票的艾伟德，怀揣着2英镑9便士，和两个塞满了饼干、腌牛肉、干豆鱼、肉块、煮鸡蛋的手提箱，离开了父母和家乡。

旅途并不顺利。在西伯利亚一个叫赤塔（Chita）的小车站，艾伟德被苏联人扣了下来，原因是她护照上的“Missionary”（宣教士），不知为何被误写成了“Ma-Chinist”（机械师），苏联人对这位想要进入东北日本人控制范围的机械师心存警戒。费了很长时间，艾伟德才得以让苏联人相信她并不懂机械。在海参崴，她又碰上了同样的问题，苏联人扣留她的护照，监视她的房间，劝说她留在苏联工作。这一次她只能选择潜逃，途中差点被抓回去。她登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船只，再从神户坐船到天津，最后抵达山西阳城。这里有一位73岁的女传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在等着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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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城，艾伟德与珍妮·劳森开了一家“八福客栈”， 正式开始学习中文，向在客栈歇脚的骡队传播“八福”。所谓八福，是指爱、德、恭、忍、忠、真、美、信。几个月后，珍妮·劳森去世；客栈运营陷入困境。所幸的是，艾伟德被阳城县县长聘请担任了“放足专员”，有了固定的薪俸。在阳城的这几年里，艾伟德穿中国服装，吃中国食物，说当地方言，“完全像个中国妇人”。因其常年走村串户，阳城的缠足恶俗终于停止。

担任“放足专员”期间，艾伟德开始收容孤儿。第一个孤儿，是她用了九便士，在阳城大街上，从一个女人口贩子手中买来的。当时，孩子病得很重，又瘦又脏，全身是疮，正暴晒在阳光下。孩子极大地缓解了艾伟德的孤独感，“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生活，填补了那痛苦的空虚感，这里有个人是我可以爱、可关心的——这个人的眼睛会因我的靠近而发亮。我帮她洗澡、喂养她，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并且她令这个地方有如家一般。”当孩子们的数量增至20多个时，客栈里每日闹哄哄，艾伟德又“常常渴望有一些安靜的時刻”。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战火延烧到了阳城。八福客栈里的孤儿越来越多。“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有小孩子加入我们——没有人要的可怜、被忽视的流浪儿。每周我的家庭总会增加某个小孩。村民、士兵们带来了孤儿，有时候是孩子们自己走进来，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爱维德会照顾他们。当战争一年拖过一年，我们所照顾的孩子数目增加到超过一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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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沦陷前，一位国军将领建议艾伟德，与蒋夫人宋美龄所开办的孤儿院取得联系，只有这样，这一百多个孤儿才可能保全下来。艾伟德给宋美龄写了信，并得到了回音。宋美龄建议她带着孩子们前往没有战火的陕西西安，那里有她主持的保育机构可以照顾他们。宋美龄还给她准备了一笔钱，但需要有人帮助带回阳城。收到信后，艾伟德派了一位信得过的“路先生”带着部分孩子前往西安，孩子们将留在那里，而路先生将带着钱回来，再把其他所有的孩子带离战火。但“路先生”没能及时回转（后来获悉，他那口来自敌军占领区的方言，引起了地方驻军的注意，把他当成日本间谍抓了起来）。这段时间里，客栈里的孩子，又再度激增到了100多人。沦陷在即，艾伟德决心自己带着孩子们逃离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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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旅程。日军管制了大路，艾伟德必须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走人迹罕至的骡道。艾伟德没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足够的帮手，最大的孩子只有16岁，最小的3岁。政府只为她提供了一些“足够维持到下个城镇”的粮食，派了两个人帮助搬运。

艾伟德的第一步计划是抵达垣曲，在那里渡过黄河。阳城与垣曲，两地县城相隔约170公里，在今天自驾不过几个小时，但艾伟德带着100多个孩子在山区一共走了整整12个日夜。“我们睡在路旁或庙寺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渡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们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麦片粥。日子逐渐过去，孩子们变得焦躁、极度疲惫并常常流泪。‘爱维德，我的脚痛’、‘我的鞋子穿破了’、‘爱维德，我的肚子痛，我不能再走了’……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12天后，她们抵达垣曲。但迎接他们的，不是丰盛的食物，而是绝望。根据国军“焦土抗战”的指示，这座城市已被弃置，“每间屋子都是空的，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孩子们失望地大哭。”艾伟德找到几个负责警戒的士兵，乞求食物，但士兵们回应：自己的粮食也只够吃三天，没有办法喂养一百多个孩子。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日军随时可能打过来，渡船已全部被国军管制在了对岸，停止行使。孩子们没有吃的，也过不了河。在垣曲的第一天，所有人只喝了一锅稀粥。第二天，艾伟德安慰孩子们很快就能过河，河那边有很多食物，自己则再次去向驻军乞求粮食，但所得甚微，走投无路的艾伟德，一度质问自己：其他人都不为孩子们烦恼，为何我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第三天，一位中国军官意外到来，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艘船，送孩子们上船前，军官对艾伟德说：“你选择了一份奇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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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后，孩子们饱餐了一顿。艾伟德的第二步计划是坐火车前往西安。但计划很快就破灭了，火车朝西安只走了一段就停了下来，他们被要求下车。理由是前方铁路在日军的炮火射程范围内，火车不能继续前行，孩子们要去西安，只能翻过另一座山，抵达潼关。两名士兵被派来帮助艾伟德——“这段旅程远比我们曾经历的更差。山路陡峭并且多处坍塌。我们必须爬过松动的岩石并滑下陡峭的山坡。这段旅程有如恶梦，若没有士兵的帮忙，很多孩子绝无法走完。当他们到处滑行时，我们必须持续地注意他们。”

爬了两天的山之后，孩子们抵达潼关。但车站管理人员告诉艾伟德，因为日军能从对岸炮击到铁轨，这里已不再有火车行驶。在艾伟德绝望的哭喊中，管理人员心软了，告诉她，每天黎明前，会有一辆列车关闭灯火，冒着被日军炮击的危险通过潼关。如果艾伟德能保证孩子们的安静，那么他可以帮助他们登上这辆火车。但这趟火车也只开了一小段就停了下来，艾伟德与孩子们又不得不一路乞讨，步行了三天才终于抵达西安。在西安城门口，艾伟德再遭打击，因城内粮食紧张，西安已对难民关闭了所有城门。病得浑浑噩噩的艾伟德，绝望地绕着古城墙转圈。幸得好心人指引，她又将孩子们带往了扶风，那里有以宋美龄名义设立的陕西第二保育院。至此，旅程结束，孩子们一个不少。艾伟德感染了斑疹伤害，并转为更严重的肺炎，差点死掉，休养了一年才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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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5日，得内政部许可，艾伟德加入了中国国籍。1941-1944年间，艾伟德主要在甘肃、成都等地从事从事狱囚和麻风病人的拯救工作。1949年，艾伟德返回英国，BBC记者Alan Burgess采访了她，将其故事写成《The Small Woman》（小妇人）一书——艾伟德身高只有150公分左右。美国《时代》周刊也报道了她的事迹。福克斯公司根据《The Small Woman》一书，拍摄了电影《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六福客栈），由英格丽·褒曼主演。但艾伟德对电影并不满意。电影中出现了艾伟德与中国军官接吻的镜头，艾伟德说：“我在中国碰到一位中国上尉，他是一位忠实负责的中国军官，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任何可以说是爱情的故事，就只有这一件，但我们从未拥抱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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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艾伟德返回台湾，继续从事孤儿救助事业。两位受她收容之恩的年轻人在码头像儿子迎接慈母般将她接下船；宋美龄在接见中，感谢她为中国儿童所作的一切。1970年1月，艾伟德去世。“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在悼词中说道：“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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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丽·褒曼在《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中饰演艾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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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45年到1949年，艾伟德大部分时间待在成都，在当地的教会里工作。从1948年开始，停留在中国境内解放区的传教士，已经被陆续驱逐出境。1949年，艾伟德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又去了瑞典传道。回英国后，她完成了口述自传《我的心在中国》。书中有近百分之八十的篇幅，写到了她在阳城的经历。字里行间透露着她对阳城浓烈的思念，她确实把阳城当作了自己心灵的故乡。1950年，艾伟德的第一本传记《一个永不言败的人：格拉蒂斯?艾伟德》出版问世。

艾伟德离开英国20年，并且加入了中国国籍，生活行事已经完全是中国做派，回到英国的她有些格格不入。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世界格局处于冷战状态，想回到中国的艾伟德于1957年9月2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上岸。到台湾后的艾伟德，一直从事孤儿院工作及布道工作。1969年12月，艾伟德不幸感染了A2型流感，引发了肺炎并发症。经抢救无效，艾伟德不幸于1970年1月2日夜晚在台湾的居所病逝，享年68岁。

艾伟德辞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在台北、美国、澳洲、英国、香港等地，都为她特地举行了追思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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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24日下午两点，艾伟德遗体告别仪式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行。

蒋介石题写挽联：“弘道遗爱。”

宋美龄赠送了一个十字架花圈。

1970年，英格丽·褒曼前来台湾度假旅行，在第一时间去拜访艾伟德，而艾伟德已不幸逝世。英格丽·褒曼特意赶往艾伟德在台北龙江路的居所进行了悼念。

英格丽·褒曼后来这样追述：“……我们趴在艾韦德的床边痛哭。虽然我和她从未有过交往，但感觉神交已久。她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艾伟德重归中国大陆的心愿，想要回到她的第二故乡阳城的心愿，未能实现。

她死在了中国的台湾。她的墓地朝向中国大陆，她的头颅朝向山西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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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德女士墓地

君山寺主

大爱无疆。。。。向艾伟德女士敬礼。。。。。。敬礼。。。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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