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及时雨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及时雨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及时雨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连他自己都未想到，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
    陈伯达颇为优裕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
    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陈伯达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凌晨1时55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报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凌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的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吃了安眠药的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喊他。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不由分说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虽然陈伯达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的回忆手稿中写道：
    当逮捕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被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这“好事儿”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毛主席快走，毛主席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院子，爆炸了！
    刚入秦城监狱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的……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30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公安部下属的北京复兴医院诊疗。由公安人员看守。在1979年12月，在石家庄工作的他的儿子陈晓农获准前来探监。这是他和儿子陈晓农9年多以来第一次见面，使陈伯达兴奋不已，也使陈晓农感触万分。在此之前，陈晓农不仅不知父亲在哪里，甚至连父亲是否尚在人世都不清楚。

及时雨

    我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
    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5，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他头脑还算清楚。
    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
    “这个法庭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曲恕，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10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之后，又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护。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及时雨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

及时雨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
    那是在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次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呆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滞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内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1965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
    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有些书刊误传为去“北大荒”）。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已经年迈体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达理。尽管她与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陈晓农的照料，她还是赞同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庄，托人照料母亲，安排好母亲的晚年生活，这才在1981年底与妻子、幼儿一起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及时雨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的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听力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的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1／3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在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陈伯达一些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陈伯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这才发还陈伯达的藏书，这时陈伯达去世已经6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过1270册而已！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西游记》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1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划划，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400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写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80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讨，加以评论。
    陈伯达的近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从他众多的手稿中选出两篇比较短小的，一篇是《求知难》，一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及时雨

    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
    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陈伯达传》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解放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其中，他们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那时，毛泽东已经对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跟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周扬，希望周扬能够“下去”———也就是下乡。由于毛泽东是跟陈伯达谈的，所以陈伯达也就对周扬下乡一事给予关心。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平心而论，周扬在“文革”前，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中国文艺界曾推行“左”的路线。不论是“反胡风”、“反右派”，还是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注：“丁”，即丁玲；“陈”，即陈企霞）……复出后的周扬，却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周扬大声疾呼，冲锋陷阵，敢说敢为。周扬还真心实意地向当年受到他的错误批判的文艺界人士道歉，从此深得文艺界的拥戴。
    陈伯达并非当年受到周扬错误批判的人，而是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严重罪行的人，周扬怎么关心起陈伯达来呢？
    迟暮的周扬，十分求实。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
    ——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个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翌日上午，陈伯达把希望与周扬晤谈的请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员。陈伯达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复：当天下午，公安人员便通知陈伯达，经过请示有关部门，同意他与周扬会晤。
    由于周扬前往陈伯达住处看望，诸多不便。于是，请公安部门派人陪送陈伯达前往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安儿胡同周扬家中晤谈，时间定在当天晚上7时。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公安部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公安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据陈晓农回忆，那天夜里陈伯达回来时，显得有些兴奋，但是也已经有点疲惫。陈伯达只是简单地跟儿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陈伯达详细地向儿子讲述了昨晚的情况。陈晓农意识到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晤，随即作了笔记。
    据陈伯达说，周扬所住，是黄炎培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谈话在会客室里进行。
    公安人员在另一处休息，并不参加他们的谈话。除了周扬之外，还有周扬夫人苏灵扬、周扬秘书一起参加谈话。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谈话的部分内容：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红楼梦》里说：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
    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陈伯达：
    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周扬：你在庐山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当然现在也还要设国家主席，但和你们那时不同，你们那时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是提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扬：……“文革”的后遗症很多，现在的青年人不听说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陈伯达：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接触。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农记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陈伯达前往香山春游。对于陈伯达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门仍然不准许陈晓农陪同。不过，笔者在陈伯达家中见到了这次春游时公安人员为陈伯达所拍的彩色照片，陈伯达显得兴致勃勃。陈伯达当时已经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闭门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见愁”！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学家黎澍去看望周扬，见到了陈伯达的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经发表多篇文章，严厉地批判过陈伯达，但是他和周扬一样，十分欣赏陈伯达的新作。过了几天，黎澍向周扬借去陈伯达文稿。黎澍经过仔细阅读，选中了《求知难》，认为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黎澍把《求知难》托人送交《读书》杂志，在第10期刊发了。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陈伯达说出发自内心的话语：“一个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帮助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
    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自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扬与陈伯达曾相约再度晤谈，遗憾的是，1983年9月，陈伯达病了，腿疼痛不已，住进北京北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就在陈伯达住院期间，他从报上看到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周扬。陈伯达出院不久，周扬在批判声中病到了。1984年秋，陈伯达再度病倒，住进北京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这时候，周扬的病情转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从此两位老人无缘再相会，但是，彼此常托人表示问候。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在周扬去世之后，陈伯达闻讯，亲笔写下挽联：
    创延安鲁艺
    育一代桃李
    署名“仲晦”。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九章　“幕后新闻”
    在《求知难》公开发表之后，引起“连锁反应”———陈伯达的另一篇新作也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与发表《求知难》一样，陈伯达在事先毫无所知。
    这一回，推荐发表陈伯达新作的，不是周扬，也不是黎澍，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胡乔木细读了陈伯达新作，认为其中的《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一文，颇有新意，而且适合于公开发表。于是，写下一段批示，大意是此文可以考虑在外地的党内刊物上发表，但应保密（包括对作者）。
    根据这一批示，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后来在1983年7月出版的中共辽宁省委党内刊物《理论与实践》第二期上发表，署名“程殊”。
    由于遵胡乔木的批示，注意保密，所以直到5年之后———1988年，才被香港记者获悉，当作“中国大陆幕后大新闻”在香港披露，说陈伯达居然公开发表文章云云，内中提到了那篇《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不过《读书》杂志的影响比《理论与实践》杂志更大，香港记者却没有提到那篇《求知难》。当然，这是由于《读书》杂志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香港记者不知此事。
    在写作本书初版本之际———1988年至1989年，《求知难》和《认识的渐变和突变—
    ——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两文的发表内情，以及周扬和陈伯达的交往，都还属于保密范围，不便披露。如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0年，已经到了可以公开披露的时候，所以也就补入本书的修订本。
    与《求知难》相比，《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更具学术性。陈伯达以崭新的视角，剖析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从这篇文章，既可看出陈伯达的博识和学术造诣，也可以了解晚年陈伯达的思绪。
    1982年4月23日，周扬在跟陈伯达谈话时，内中有几句话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周扬所说的“历史问题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扬说了在讨论这一重要决议时，“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但是没有点明那为陈伯达讲话的“有几位同志”，究竟是哪几位同志；周扬所说“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但是又没有具体说明“区别”了什么，“优待”了什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特别有这么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这里，点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显然不是一种疏忽。
    陈伯达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为据，陈伯达本人也是承认这些罪行的。
    这就是说，一方面，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另一方面，陈伯达又与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有所区别。
    这里用得着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区别，就没有党的政策。”
    直至周扬跟陈伯达作了简略的说明，陈伯达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与周扬的谈话中，陈伯达曾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
    陈伯达所说的“上面”，究竟是谁？为什么陈伯达的新作，不由陈伯达直接交给周扬，反而要由“上面”交给周扬呢？
    在本章前文中，曾写及：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这种印刷品的格式，与中共中央文件极为相似，只是没有“红头”而已。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头文件”！不言而喻，这些“无头文件”是在排印中共中央文件的印刷厂里印刷的。笔者问王力才明白其中的内情：
    据说，这是邓小平创议的。在毛泽东时代，凡是被打倒的人，只能呆在那里写交代。邓小平却认为那些被打倒的高层政治人物，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值得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特别是这些人在被打倒之后，成了地道的旁观者。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旁观者倒是有着客观、清醒的长处。邓小平鼓励这些人给中共中央写文章，谈什么都可以，如果文章有参考价值，就印成“无头文件”，在高层小范围分发。
    陈伯达、王力都成了这种“无头文件”的积极撰稿人。也有文章，被用复印机复印，在高层分发。陈伯达的《求知难》、《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等等，送往“上面”，最初就是被复印在“上面”散发。陈伯达在保外初期，有一条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联系的渠道。陈伯达的文稿，被复印多份，直送胡耀邦、胡乔木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有关人员。胡耀邦看了陈伯达的文稿，曾指出：
    “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首肯陈伯达的《认识的渐变和突变———〈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一文，也是胡耀邦。胡乔木也看了此文。
    胡耀邦还对陈伯达晚年的生活、医疗等问题，作了指示。
    就个人关系而言，过去陈伯达身居高位时，与胡耀邦并无深交。但是，胡耀邦对于所有的人和事，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即使是像陈伯达这样早已被完全打倒的人，他仍从全面的历史的高度，予以冷静的分析，做出妥善的处理。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引用了一位他的朋友的一句话，这么评论胡耀邦：
    “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经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伯达当人看的中共高级领导人。”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章　长子自杀
    北京西南角，有一条经过西便门车站通往丰台的并不十分热闹的铁路。1960年，当一列火车驶过西便门附近，突然一个男青年跳上铁轨，卧倒在上面。火车急刹车已来不及，惨剧便发生了……
    死者26岁，男性，核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人员，姓陈，名小达———陈伯达的长子。
    陈小达正处于青春焕发的黄金岁月，怎么突然选择了这么一条绝路？
    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于1958年回到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有时候，他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诸有仁。当时，诸有仁在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担任研究室主任和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
    刚刚回国的陈小达，讲一口俄语，而汉语却讲不好了。在家里，他跟陈伯达用俄语交谈。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讲汉语，不仅没法在中国工作，连日常生活也诸多不便。陈伯达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大学旁听汉语课。
    大抵因为是高干子弟的缘故，被看作政治上绝对可靠，所以陈小达被分配到机密单位—
    ——核工业部工作，尽管他学的并不是物理专业。
    陈小达住在中南海，工作单位又不借，领导上分配他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他的生活道路铺满鲜花。
    最使他感到幸福、得意的是，他有一位中意的姑娘。考虑到他的那个她现仍健在，她本人也是众所关注的人物，便不透露她的姓名，此处以M相称。
    M与他可以说“门当户对”：M也住在中南海，而且住在甲区。M的父亲的职务比他的父亲更高。M与他从小结识，况且M也曾在苏联生活，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陈小达与M处于热恋之中。M常到陈小达家，一谈便到深夜。陈小达也去M家，听她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
    冬日，他俩从中南海向北，过了桥，到北海公园溜冰。他俩像春天的燕子一般飞快地掠过冰面，用俄语呼喊着，嘻笑着，引得许多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关系也逐渐明朗化，咔嚓，咔嚓，照像机留下他们的许多合影。笔者在陈伯达家，见到这些照片。
    到1960年，陈小达26岁了，是该正式提亲了。
    就陈伯达来说，对这门亲事举双手赞成。因为陈伯达在M的父亲手下工作，倘若能够结亲的话，还能为他的政治上提供“保险”———这么一来，M的父亲也许会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至少不会在风向大变时把他整倒。
    可是，事与愿违。向来与陈小达过从甚密的M，突然提出与他中止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的朋友关系。M没有说明这是来自她的家庭的意见。
    陈小达受此当头一捧，心烦意乱，而那几天，正由他主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在精神恍惚之中，他的实验出了大事故！
    双倍的打击，使感情脆弱的陈小达一时想不开。他曾想找父亲谈一次，可是，正遇上陈伯达手头事忙。对他说过几天再谈。
    陈小达苦闷至极，独自前往西便门，走上了绝路……
    为了怕陈伯达受刺激，陈小达之死被瞒着。M也不知道真相。
    直到一年之后，陈伯达才知道长子之死。他大声号啕，可是，早已无济于事……这里顺便提一下陈小达的生母诸有仁的后来———这连陈伯达本人都不大清楚。笔者有位浙江文友，叫冯颖平。她在杭州当记者。很偶然，有一次她跟笔者说起，她是诸有仁的“干女儿”，这才使笔者有机会了解诸有仁那孤寂的晚年……诸有仁晚年独居，很少与外界来往。
    冯颖平怎么会成了诸有仁的“干女儿”呢？她说，那是在1982年盛夏，杭州热不可挡。为了照顾老干部，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莫干山休养。受报社派遣，冯颖平到莫干山采访。在山上，人指着一位个子中等偏矮、步履蹒跚、满头皓发、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神秘兮兮地说：
    “他就是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从此，冯颖平开始注意这位老太太，得知她的名字叫诸有仁。很快地，凭着记者的职业习惯，冯颖平发觉诸有仁常常离群索居。冯颖平以为，尽管陈伯达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诸有仁作为陈伯达的第一位妻子———何况早已离婚多年，不应该受到冷遇。冯颖平主动地去接近诸有仁。诸有位带她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从聊天中冯颖平得知，诸有仁早在1925年就参加革命，她的姐夫是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她在罗亦农的影响下，前往苏联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陈伯达，并在回国后于1933年与陈伯达结婚。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老人说到这里，突然冒出一句：“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冯颖平未敢详问，老人也没有仔细说下去。由于在山上冯颖平与诸有仁相处甚为融洽，下山时诸有仁邀请冯颖平到她当时所住的地方———新安江紫金滩。在紫金滩，诸有仁打开尘封已久的照片给冯颖平看。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诸有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合影，揭开了诸有仁不平凡的身世。诸有仁念念不忘她唯一的儿子陈小达。诸有仁说，1939年夏天，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摔伤的胳膊，陈伯达和诸有仁托周恩来把五岁的陈小达带往苏联。此后诸有仁与陈伯达离异。陈伯达又结婚了，而诸有仁一直独身。解放后，诸有仁在重庆工作多年。后来，诸有仁调到北京工作。诸有仁时时怀念着儿子陈小达。儿子回国之后，生活在陈伯达身边，但是，陈小达也常来看望母亲诸有仁。儿子长大成人，给了诸有仁很大的安慰。
    当她得知儿子陈小达突遭不幸时，如五雷轰顶。她千方百计打听儿子的死因。她听到传闻，说是江青干涉了陈小达的婚事，从此恨透了江青。她不住地在冯颖平面前重复那句话：
    “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
    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冯颖平跟诸有仁接触多了，对于这件事渐渐有些了解。冯颖平认为，诸有仁对江青在这件事上有一种偏激的情绪。冯颖平平心而论：“老人没有为她的论断提供具体事实。从后来披露的大量历史材料看，陈小达婚姻的失败关系着诸多因素，最主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江青的反作用力也是无可讳言地存在。”在痛失唯一的爱子之际，她已年过半百。她格外感到孤独。她向组织上提出，要一个养女，以便能照料她的晚年。
    组织上答应了。她从四川老家的亲友中，认了一个女孩作为养女。她花了很大精力，把女孩的户口迁入北京，并安排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了。养女有了对象，诸有仁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养女一旦成家，跟她生活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就在这时候，大劫大难开始了。在“文革”中，诸有仁被打成“苏修潜伏特务”，受尽折磨。她的养女也“上山下乡”，和男友一起被迁往黑龙江，从此与诸有仁没有联系。
    过分抑郁不仅加速了诸有仁的老化，而且催生了疾病。陈伯达比诸有仁年长，而且在晚年又有那么多年的铁窗下度过，然而诸有仁却早于他而故世。这大抵与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之后，有了儿子陈晓农和儿媳小张的细心照料大有关系。正因为这样，儿子陈小达之死，，对于诸有仁来说是最为沉重的。从此，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不断向人诉说儿子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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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一章　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自从写长文“批判”了彭德怀之后，陈伯达又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章60条，人称“六十条”。
    须知，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并没有通知这位“发明”者参加。据陈伯达说，其时他也住在北戴河。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过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这封信共12条，人称“十二条”。根据“十二条”，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陈伯达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起草个什么文件，本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陈伯达终于重操旧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危机始于第一次会议，而在庐山差一点成了灭顶之灾，最后随着“反戈一击”才反败为胜。
    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一般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
    1961年6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为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写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一文（后来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给每个组员。
    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四章　“电子中心论”
    就在“二十三条”印发全国之后，陈伯达正忙于为毛泽东收集全国各地贯彻“二十三条”的情况，一个神秘的女人从北京坐专列前往上海。
    此人便是当年的上海演员蓝苹。自从在延安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后，她蛰伏了20多个春秋。此刻，她活跃起来，正在抓“京剧革命”，树“样板戏”。她这次前往上海，明里说是去上海研究修改京剧《智取威虎山》，暗中却是去寻觅“棍子手”，写作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文章……
    陈伯达对于江青此行，毫不知晓。照理，这位“理论家”是“棍艺”娴熟的棍子手，何况又近在咫尺。然而，江青却甩开这位“大秀才”，千里迢迢去上海找张春桥，选中了“小棍子”姚文元。江青避开陈伯达，自然有她的原因：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可以去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呢？她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处长，而陈伯达正是她的上司———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理论家”一点也不知道一篇“雄文”
    正在上海一稿又一稿地秘密起草、修改着，他忙于提出“电子中心论”。
    那阵子，陈伯达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工厂、科研机构，酝酿提出新“理论”———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其实，他的这番“宏论”，并非他的首创。他是从日本、从民主德国那里，接过了这一口号，并企图在中国加以贯彻。
    1965年3月5日，陈伯达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领导人发表如下谈话：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元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点苗头。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些什么连锁反应？
    为此，要研究一下：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与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应该这样考虑一下，抓电子化会怎么样？不抓电子化又会怎么样……
    1965年3月24日，陈伯达又对中国科学院发表谈话，再度强调“电子中心论”。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无非是强调要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强调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他要求电子工业搞20年规划，迅速把电子工业抓上去，希望在未来20年，中国的电子工业得到大力发展，他的这些意见是有预见性的。
    然而，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一错百错，“恨屋及乌”，把陈伯达提出的“电子中心论”，也作为“大批判”的对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
    经过对“电子中心论”这么一连串的“批判”，最后归结到“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
    在中国流行着“因人废言”。否定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便是“因人废言”的一个典型事例。固然，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是有远见的。如今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电子”工业确实起着“中心”的作用。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1965年4月底，陈伯达离开北京，前往长沙。
    毛泽东住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西侧的接待处九所三号，在那里召见五个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
    这5个人，全是笔杆子。
    艾思奇是哲学家，比毛泽东小17岁。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写了《大众哲学》一书，颇有影响。1935年，25岁的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据她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宁）；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个雅号“爱斯基摩人”。艾思奇为“爱斯基”的谐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尽管艾思奇比毛泽东年轻得多，但深受毛泽东尊重。现存的1937年底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泽东如何看重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是在艾思奇抵达延安之前的一个月———1937年9月，便亲笔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艾思奇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去看他，跟他探讨哲学问题。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重视这位“秀才”。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时，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56年，当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是11名委员之一。据关锋回忆，在“秀才”之中，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胡大师”。
    至于关锋，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因此他曾用“庆云”作过笔名。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校长夏征农，副校长为关锋。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这个研究室在北京万寿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小楼，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在那里共事。
    当《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到那里。不过，最初交给他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尽管编这一内部刊物，使关锋能有机会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但是关锋觉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红旗》编委。
    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
    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9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199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他以为：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
    以上六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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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 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
    陈伯达的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五人小组是1964年五六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