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煸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
    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
    ※※※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
    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
    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
    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
    （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
    “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晚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
    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枫，都与陈伯达有较多的来往。在陈伯达倒台之后，王亢之、江枫以及天津作家方纪，均被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陈伯达在天津的死党”。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点名之后自杀。在自杀之前，王亢之留下遗嘱，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给陈伯达。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从报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马上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把王亢之送给他的两部宋版书，交还给王亢之家属。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文章，怎么会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在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
    “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一家报纸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在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像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逼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像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三章　自杀风波
    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2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
    王力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写检讨。”
    陈伯达仍摇头：“这简单的几句，我现在也写不了。这样，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这么个“理论家”，连向毛泽东“挂个号”的几句话，也要王力代为捉刀！
    据王力回忆：“在2月14日‘中央文革’会议之前，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陈伯达还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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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 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江青的问题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小组会，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
    不过，在2月10日，当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在座。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使李富春、叶剑英感到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他还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须知，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心头，早就积压了对于“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发出来了。他们在李富春家进行了议论。
    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务院当时主管生产的余秋里、谷牧。
    他们乘着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之际，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强大攻势。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温吞水式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所谓“中央碰头会”，是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组成的会议，研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召集。这天，江青没有去，陈伯达在会上简直成了被告。刚坐定，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顿时，一连串的质问，像一连串带着呼啸的炮弹，落到陈伯达头上。
    叶剑英元帅头一个向“理论家”开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帅拍着桌子，当面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两位元帅说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力主在军队内搞大民主，当时，叶剑英元帅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这一回，两人又盯住了陈伯达，一个劲儿批驳。只是陈伯达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此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像往日那样威风。
    徐向前提起了刘志坚被打倒的事，愤愤地问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刘志坚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随我们作战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
    陈伯达嘟囔着，说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这时，叶剑英接着放炮。他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陈伯达无言以对，因为毛泽东为这事已经批评过他，使他无法招架。
    叶剑英趁机嘲笑这位“老夫子”：“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他正处于劣势，正处于挨毛泽东的批评之际，只得忍气吞声。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伯达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便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度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事先通知，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和国务院余秋里同志。陈伯达、康生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出席会议的是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因与上海经济工作有关，参加了会议。江青不去。关锋、戚本禹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会议。另外，聂荣臻、谷牧也没有出席会议。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因挨了批评，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个位置，躲在后边桌角上去。周恩来命令他坐回原位。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心中有气，虽在前天的碰头会上说了一些，但言犹未尽，在这次会上又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猛烈开火。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央文革”的批判会——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处于守势。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陈伯达、康生的话也不多。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当时，他们三人凑了情况，由王力记下一个文字要点。后来，在2月下旬，由王力执笔，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署名为“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现据这份记录，摘录若干原文：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对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发表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陈伯达同志也说：“我也没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毛泽东批评他，张春桥攻他，老帅、副总理们质问他，连江青也骂他“动摇”，以致毛泽东叮嘱王力送社论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陈伯达处于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差一点就要垮台。不料，就在这时，政局剧变，一下子从批极左转到批“右倾”，陈伯达也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六章　转折点
    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
    2月16日下午“大闹怀仁堂”之后，耿直的谭震林言犹未尽，回到家中又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此信原文如下：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即挨斗时低头、双臂交叉于背后的形象比喻）。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西安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2月17日，谭震林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送出。
    另外，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以同样强烈的口气批评了“中央文革”。这封信后来到哪里去了，陈伯达已不记得了。但是，在当时，他记得给周恩来、王力等人看过这封信。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月18日早上，张春桥、姚文元飞往上海。在张春桥离京前，他已抢先一步向周恩来谈了16日夜里毛泽东的意见。当王力向周恩来汇报16日夜毛泽东的指示时，周恩来说张春桥已来谈过了。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彪传达毛泽东16日夜的谈话内容。江青让王力在京西宾馆等着，她先去林彪那里。然后，她又从林彪家到京西宾馆，跟王力同车前往林彪家。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记的怀仁堂会议发言要点和毛泽东在16日夜的谈话，向林彪一一汇报。江青、叶群在座。叶群记录。王力记得，林彪的话不多。当王力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在谈到老帅们质问陈伯达时，林彪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林彪的话传入陈伯达的耳朵中，曾使处于困境之中的陈伯达感激涕零。后来陈伯达倒向林彪，最初的契机在于这句话。陈伯达正四面楚歌，唯林彪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王力汇报毕，江青叫叶群派车送王力回钓鱼台。江青留在林彪那里。林彪拿出了谭震林写的那封信，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信，如获至宝！
    ※※※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
    ※※※
    江青没有回钓鱼台，直奔中南海，把谭震林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天深夜，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应召而来的是周恩来、叶群、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这一名单是耐人寻味的。看上去，似乎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可是却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排斥在外！显而易见，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另外，“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除康生外，一个也没叫他们来，康生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来的。江青也没有在场。
    子夜，会议才结束。康生当即火速赶往钓鱼台———那时，已是2月19日凌晨。
    康生先找王力。王力跟康生住同一幢楼。康生对王力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立即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来，我传达会议内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单独去跟她谈。”
    康生拿出笔记本，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传达。陈伯达感到沮丧，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勃然大怒，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
    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一句充满火药味的气话：“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周恩来劝说了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经周恩来这么一劝，会议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的气慢慢消了。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传达毕，康生露出了奸笑：“好了，这回解决问题了，陈伯达不用检讨了，不反‘左’而反右了，我们解放了！”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八天之前，毛泽东责令他和江青检讨。如今完全反过来了，毛泽东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作检讨了！
    康生过去对江青总是呼其名，有什么事，总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这一回，透过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领教了江青的能耐，掂量了江青的政治分量，不由得对江青“肃然起敬”，那天康生在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了传达之后，演出一幕滑稽剧：康生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但又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道，江青何时醒来，何时告诉他，他立即向她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康生，人称“康老”，从未对江青如此“恭敬”！
    此后，康生见了江青，总是“江青同志”长，“江青同志”短。
    当然，陈伯达也益发让江青三分，由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家”。
    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
    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1967年2月22日至3月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名曰“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生活会”的出席人员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之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2月16日情况。王力把笔记本上的记录，整理成《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印发，但删去了内中涉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内容。
    “中央文革”们神气活现，在怀仁堂向着“四帅”“三副”发威。“四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三副”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
    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八章　“乘胜追击”
    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
    ※※※
    “中央文革”借助于反击“二月逆流”，打了“大胜仗”。他们“乘胜追击”，再度向刘少奇发起总攻击———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曾给了刘少奇沉重的一击，但是刘少奇并未彻底垮台。
    急先锋又是康生，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声称已经查明刘少奇是“叛徒”。于是，毛泽东在1967年3月21日批准了康生的这一报告。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着手掀起批判高潮。戚本禹日夜赶写批刘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毛泽东对此文改了三遍，决定于1967年4月1日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
    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夕，毛泽东召见了王力。那是因为王力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亲笔加了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要王力加上一段话。毛泽东口授，王力当场记录“最高指示”。
    毛泽东说，“这本书（引者注：指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在文中补入了一段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内容。王力的评论和戚本禹的文章掀起了批判刘、邓的新高潮，“中央文革”主动出击了！刘少奇住在中南海内，受到了“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批斗，不得不在1967年4月14日向该造反队递交了书面检查（引自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67年版第四卷）：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1967年4月6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4月10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六、1962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究竟是谁呢？
    造反派们穷追不舍，非要弄个明白不可，在造反派们看来，这两个“有人”，显然是刘少奇的“同党”。
    于是，在批斗会上，刘少奇受到了中南海的造反派的逼问。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造反派：“刘少奇你交代，你说1962年黑《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这有人指谁？”
    刘少奇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康生！”
    造反派们愕然。又追问道：“有人替你修改，这有人又是谁？”
    刘少奇答：“陈伯达！”
    这下子，造反派们面面相觑。
    静默了片刻，那个造反派头头总算“机灵”，振臂高呼：“刘少奇不老实，打倒刘少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口号声遮掩了造反派们的尴尬。不过，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中南海传开来，在北京传开来，使康生和陈伯达显得非常尴尬。
    江青赶紧声言：“主席过去没看过《修养》。”其实，在延安时，毛泽东不仅看过《修养》，而且正是他把《修养》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陈伯达走上讲台，发表长篇演讲，“系统地”“从理论上”批判刘少奇。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
    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毛泽东在2月10日批评他“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这一回他坚决倒向毛泽东，所以对于批刘格外起劲。
    紧接着，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与《人民日报》共同以编辑部的名义，在1967年5月8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又从理论上给了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在批刘、邓的新高潮中，陈伯达跟了毛泽东所谓的“战略部署”，算是又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暂时缓和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四十九章　《伟大的历史文件》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章　批斗刘、邓、陶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
    炎暑来临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平常，毛泽东是不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天，据说毛泽东想到武汉游长江，因为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眼下快一周年了，他要再游一番。他临行找“中央文革”谈话。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秀才”们赶紧记下毛泽东的这句话。照毛泽东的意思，“文革”再进行两年，便可鸣金收兵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了北京。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随行。
    翌日清晨，为了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戚本禹在毛泽东、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便对刘少奇发起了突然袭击。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在怀念父亲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记述了他们当时目击的情景：
    当天晚上（引者注：指1967年7月18日），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去，另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又来到了———1967年8月5日。整整一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给了刘少奇致命的一炮。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中南海也鼎沸了。本来，只是批斗刘少奇的，由于陈伯达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使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也受到批斗。
    中南海的批斗会分三处，分别在刘、邓、陶所住的院子里举行。三位夫人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在邓小平家院子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也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斗。
    刘少奇在结束批斗后，回到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在那样的岁月，宪法被视为废纸，刘少奇的抗议无济于事。
    据王力回忆，7月18日晚，当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揪斗刘少奇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召集会议，讨论武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毛泽东对武汉两大派问题（即“三钢三新”与“百万雄师”）发表讲话。毛泽东正在讲话，汪东兴接到北京长途电话，说中南海造反派在斗刘少奇。江东兴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毛泽东让汪东兴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
    陈伯达、江青、康生装聋作哑，依然煽动造反派发动8月5日的斗刘、邓、陶夫妇的大会。
    就在“中央文革”的脑袋发烫之际，武汉爆发了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大游行。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一章　“七·二○事件”
    “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
    一桩震动全国的事件———“七·二○事件”，在武汉发生。
    毛泽东想去武汉畅游长江，武汉乱糟糟，已不是一年前的模样。那一次，毛泽东横渡长江，五千人随他伴游，十万人伫立两岸欢呼，何等的壮观、气派。“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毛泽东断然不能游长江了。毛泽东在那里，处理那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中央文革”当时在武汉的唯一成员是王力。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问题。自从阎红彦含冤而逝之后，云南一片混乱。谢富治过去当过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毛泽东派他去。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
    成员派去的。比之于关锋、戚本禹，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要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四名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
    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调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知道以外是绝密的行动。
    14日晚，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接毛泽东。谢富治说是要上街看大字报，带着王力去了。谢、王都是“文革”中的“红人”，常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很快就被人认出。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欢迎谢富治、王力。本是“绝密”的行动，一下子就走漏了消息。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出面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取武汉情况汇报。会议从15日开至18日，参加者不到30人。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过，毛泽东还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7月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萧前等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话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使“三钢”、“三新”这一大派“热烈欢呼”。
    消息飞快传出去，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录音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武汉轰动了，“百万雄师”愤怒了！
    “百万雄师”不敢碰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说什么“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钢铁”不就是指“三钢”那一派吗？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引者注：“谭氏”指北京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20日凌晨，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八二○一部队六辆卡车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造王力的反。
    ※※※
    “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
    军队冲入武汉军区大院，另一部分冲入东湖宾馆。正在睡梦中的王力，被突然抓走，押往军区四号楼，拉到三楼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王力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所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位“大秀才”的踝骨被打断了！
    “百万雄师”总动员，出动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打倒王力”之声，震撼着武汉三镇。这便是“七·二○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传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耳朵里。“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所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载：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引者注：当时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会议散了。
    “武汉出了大问题了！”叶群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王力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周恩来办事干练、利索。7月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专机便离开北京。在飞往武汉途中，空军司令吴法宪制造紧张空气，说是陈再道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布兵，要劫总理。于是，周恩来专机只得降落在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到达武汉之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因为一旦救出了王力，这场轩然大波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武汉八一九九部队奉命救出王力。王力回忆道：“利用吃饭的机会，他们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又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
    周恩来匆匆赶往毛泽东那里。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力回忆说：“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内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是在7月21日凌晨2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的。
    7月21日中午，王力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7月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决定利用王力飞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所坐的飞机先飞，周恩来在武汉处理好一些事情之后飞机才起飞。到达北京上空，谢富治和王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降落，“蘑菇”了一些时候，特地让晚飞半小时的周恩来专机降落。这样，让周恩来参加了机场欢迎行列，大大提高了欢迎的“规格”。
    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当天晚上，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二章　“揪军内一小撮”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10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100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
    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蒯大富当时的分析，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这么一来，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三章　端出“王、关、林”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
    “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当时，江青在钓鱼台王力的房间里，姚文元来找江青，问她去上海的任务。江青对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七·二0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16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8月7日的讲话博得一个雅号，曰“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康生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是谷牧。他曾在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统战工作，当时党组织负责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康生看了王力的档案，便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另外，康生还把王力定为“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康生显得“过分”地“积极”了。其实，康生来个落井下石，内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关锋的关系毕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当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时，王力和关锋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还挂了个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关锋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虽说那时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表明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颇深。后来，在与苏共论战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谈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当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时，主管中联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康生。当时有人说王力是“康生的人”，这话虽不见得准确，不过倒也反映了王力与康生关系相当密切。也正因为这样，康生在王力即将倒台时，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顾一切地踹王力一脚！
    王力在当时便曾观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态，如王力所回忆的那样：
    “江青决定抓我时，康生很害怕，当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请示康生，听康生的秘书李鑫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我和康生相识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我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组织的组织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陈伯达呢？虽然他跟王力的关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过来往也是够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给人家的陈伯达，曾亲笔写了对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住在钓鱼台。这个对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陈伯达借用了郭沫若的话，改了一个字。在王力即将倒台时，陈伯达厚着脸皮，向王力讨回自己的题字！因为陈们达明白，王力一倒台，势必要抄家，一旦抄出这些题字，一定会使自己尴尬！
    ※※※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
    ※※※
    在王力被康生确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特务”。那事情有点蹊跷突兀：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里发现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轰传关锋是“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不是传说中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注：“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会议当中，发生了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关锋时，忽然说了那么一句：“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刘少奇是路线问题的人吗？那是我告诉你的，这是主席的意见。”
    其实，那是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关锋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说与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江青把关锋的条子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欣赏关锋的意见，立即把关锋的条子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后来，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初就是出自关锋这张条子。
    关锋的条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林彪与关锋建立“直线联系”。此后，林彪让关锋管《解放军报》，甚至曾提名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拢了关锋，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江青看出了关锋的“离心倾向”。关锋呢？也知道林彪与江青之间又拉又矛盾的关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见他，他总拉上“中央文革”的一两个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单独去了，江青会猜疑他与林彪有什么密谋。
    也正因为这样，江青在批判关锋时，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锋的那张写给她的条子。江青把“发明权”归于毛泽东———“是主席的意见”，“是我告诉你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叶群称病不来开会。因为叶群来开会，势必要对打倒关锋表态，未免显得尴尬……
    如此这般地算老账，算新账，会议竟“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时才结束。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
    ※※※
    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一讲话被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
    《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五章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
    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无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东大冤案
    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引者注：“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84000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台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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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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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关、戚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之“杨”，即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是福建长汀县人，生于1914年，15岁那年，他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战功卓著。杨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内中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陈伯达转嫁祸水有关……
    那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那种特殊的年月，文章很少署个人名字，就连“理论家”陈伯达这两年也很少发表署名文章，而此文却赫然署着杨成武的大名！
    杨成武是将军，不是“秀才”，本来就不大发表文章，这一回怎么忽地推出整版的文章？
    其实，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这篇文章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写的，原署名“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杨成武兼任总参谋部党委书记，政治部写完此文，把打印稿送杨成武审阅。
    杨成武正陪同毛泽东去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又与毛泽东一起飞往上海，杨成武顺便就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应当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翻了一下，“尽是吹我的”，便随手写下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于是，文章便转到陈伯达、姚文元手中。
    在陈伯达看来，大抵因为此文“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泽东不便表态，是毛泽东“谦逊”的表示，所以“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理论家”在挨了毛泽东批评之后，正想找机会讨好毛泽东，便决定全文予以发表。为了加强这篇“重要文章”的“权威性”，陈伯达决定署上杨成武的大名。
    “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杨成武感到诧异、震惊。
    陈伯达向他解释了一通，说是署杨成武比署“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响亮得多。
    杨成武知道事关重大，而又无法再向毛泽东请示，便改向林彪请示。陈伯达与林彪事先已经通气，所以林彪的意见竟与陈伯达完全一致。
    既然林彪也同意了，杨成武只得从命。
    文章见报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跟康生、杨成武谈工作的时候，就说了：“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这下子，陈伯达懵了：原来，他完全猜错了毛泽东的意思，作了错误的“酌处”！
    杨成武诚心诚意地在会上作了检讨。
    “理论家”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
    陈伯达希望，这件事到此也就了结。因为《红旗》的“八·一”社论，弄得王力、关锋下台，如今千万别再惹风波……
    可是，这篇文章是在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出，文章的标题一时间竟成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
    一个多月后———1967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碰头会上，又一次提到了那篇文章。这一回，毛泽东的批评更加尖锐了。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4寿辰。这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泽东送来了《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毛泽东不悦地提起笔来，写了一段著名的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尽管毛泽东在“文革”中说了许多错话，而他写这一段批示时头脑是清醒的，这段批示迄今看来仍是正确的。
    这段批示很快作为文件下达，在全党、全国进行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