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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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
    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种种用语，诸如“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论。
    《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等于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冲击。6月2日下午，赶往北京大学，看到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陈伯达得意地笑了。
    康生显得异常活跃。他说：“大字报广播了，见报了，我感到解放了！”6月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是硝烟弥漫。头版头条，刊载了惊人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领导。新市委则作出3条新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头版，遵陈伯达之命，配发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欢呼”北京市委改组和工作组进驻北大。
    这天，陈伯达还签发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陈伯达主持下所发表的《人民日报》5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5篇社论起着极大的蛊惑、煽动作用，“文革”之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日报》所载聂元梓等大字报，在全国树立起“造反”的“样板”。成千上万个聂元梓起来了，千千万万张“造反”大字报贴出来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三章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局势变得紧张、复杂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乱纷纷，毛泽东却不在北京。
    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杭州！就连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带去，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会议通过———须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主管着政府工作，正忙于准备出访。6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国，归国途中，还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在7月初，周恩来才飞回北京。江青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眼下却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不知所措。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曾由北京飞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革”。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毛泽东处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便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刘少奇在北京“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得照办。而对波诡云谲的“文革”，刘少奇心中无数。他用老办法来对付这“新问题”———派工作组。
    当年，土改时派过工作组，“三反”、“五反”派过工作组，“四清”运动更是大派工作组。1964年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便达3．8万人！
    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单位，以便领导“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支持刘少奇。
    出乎意料，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不客气地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邓小平的反问，问得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一顿。在政治局里，陈伯达陷入了孤立，真不是个滋味。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
    原来，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条”时，陈伯达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江青又给陈伯达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组对《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来。看到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陈伯达吃了一惊。他当然意识到毛泽东的话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请教”。
    “老夫子，你简直成了老糊涂！”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对陈伯达说：“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经江青这么一指点，陈伯达豁然明白，顿开茅塞。
    这一回，陈伯达又是从江青那里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张派工作组！”
    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陈伯达写了那张条子……
    刘少奇忙着派工作组。一个个工作组，如同一支支消防队。刘少奇所念的，还是1957年的那套“经”。他曾对工作组作如下指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在刘少奇看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刘少奇说，要抓“游鱼”，抓“右派”。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今天（18日）上午9时至11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40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2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
    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11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17日晚10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引者注：北大把楼叫成斋）有7个未戴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斗谁，到10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
    简报中还详细介绍了北大工作组对于防止今后再发生乱斗现象的种种措施。
    这份简报在19日印出，飞快地送到刘少奇手中，刘少奇于20日写下批示，全文如下：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时，陈伯达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北京各工作组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在20多天里，进驻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伯达和康生发觉“风向”不对，不断把北京的反常的情况密报毛泽东。在这一“非常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对外绝对保密！
    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错综复杂之际，毛泽东不仅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提防着那位“亲密战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作了那个令人震惊的长篇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这封信在当时极为机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透露了他那段时间的神秘行踪和他的复杂的心态。他在信中“左右开弓”，对林彪、刘少奇都作了斥驳：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武林，杭州的别称）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之中，这封写给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寻味。这封政论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那颇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内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时又防范着他的那位“朋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渊源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在此信中已写得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的信，写得潇洒，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说，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
    在写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出现在武汉长江。5000人随毛泽东伴游，10万人在两岸欢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回，他又发感慨：“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
    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六章　跃为第五号人物
    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74位中共中央委员和67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会议决定补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11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4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7。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
    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
    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
    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党内核心层中展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1966年10月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即批判刘、邓。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原来只准备开3天，后来开7天，以至开了19天。
    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陈伯达。他们在会上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记录被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作为“学习文件”。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现照小册子的原文摘录如下：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后来改题为《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印发。所谓“两个月”，即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两个月。
    毛泽东曾在陈伯达的讲话稿上作如下指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发，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一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2时
    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指责刘、邓搞的是“国民党的‘训政’”。
    陈伯达的讲话，除了谈“形势大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外，还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陈伯达在结束讲话时高呼：“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据陈伯达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时间赶写出这篇讲话稿的。陈伯达的讲话，跟林彪的讲话紧密配合，在全党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随口而讲，没有稿子。从他的讲话记录来看，他的“调子”
    比林彪、陈伯达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摘录于下：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些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管好。时间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们17天会议以后，会好些。
    刘少奇也出席会议。面对着种种的批评和责难，他只好作检查。刘少奇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查，这一次的检查最长、最详细。刘少奇的讲话中，几处提及了陈伯达。
    以下摘录刘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做……
    尽管刘少奇是被迫作这番检查，但是刘少奇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这种意见”，使陈伯达喜滋滋的，似乎证明了陈伯达的“正确”。
    “新帐老帐一起算”，向来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检查除了被迫承认了派工作组这一“路线错误”之外，不得不历数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老帐”。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少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级干部！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脏话，已被屏蔽）”。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脏话，已被屏蔽）”，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脏话，已被屏蔽）”，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脏话，已被屏蔽）”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脏话，已被屏蔽）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张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出身论》，成为又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出身论》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脏话，已被屏蔽）”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地错误”。
    《出身论》指出，过分强调家庭出身，“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不公正的现实”。《出身论》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后来，《出身论》受到追查，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遇罗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直至1980年，遇罗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陈伯达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儿”，就是反复向红卫兵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统论”盛行的日子，“红五类”们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头，后来发展到用皮带，对“黑六类”进行“武斗”。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候，江青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打人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周恩来，陶铸、陈毅等，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陈伯达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966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语：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二章　冲击国防部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
    “文革进行曲”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五月，《五·一六通知》；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组“抓游鱼”；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连，红卫兵涌向北京；10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1月，全国性的大动乱恶性爆发了……
    11月2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通讯社驻京记者纷纷发出急电，报道来自中国红都的爆炸性新闻。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已经成了“打倒对象”。
    过了一天，中国各报以醒目的地置，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现时中国的领导核心是由这5个人所组成，已经摈弃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
    11月8日凌晨2时，一桩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北京：从来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学生们从国防部南门朝里冲，要冲进国防部大院。警卫部队紧急动员，组成一道人墙，拦阻学生。学生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原来，那理由很简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来冲击的学生，主要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学生，也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据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这些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在他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萧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9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处理。林彪踢皮球，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因为军队的文革小组毕竟没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觉的时候，军队的文革小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不吭声，他知道国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国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着。军队文革小组无法解决问题，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知道这是林彪踢过来的“皮球”，也就显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陈伯达派出了手下的张春桥、戚本禹两员大将，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
    “同志们！同学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那时的张春桥，还不算显赫，他扛出了组长陈伯达的牌子，赢得了学生们的一片掌声。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片，宣读陈伯达亲笔写的“指示”。
    据档案所存，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张春桥念毕，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学生们只好答道：“拥护！”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马上就退出国防部！”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谢谢陈伯达同志！”从林彪那里，传来这句话，使陈伯达分外高兴，虽说他早就认识叶群，可是跟这位“副统帅”并无多大来往，毕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这一回，陈伯达接住了林彪踢过来的“皮球”，“理论家”跟“副统帅”之间有了“友谊”……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告诉笔者：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是单轨，十四次列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引者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致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四章　迁出中南海
    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3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走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
    ※※※
    虽然刘叔晏在气愤之际，骂骂咧咧，说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这类在当时“违禁”的话，但是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参与过整人。
    那时，她负责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范若愚和他的亲属受到了诬陷。
    范若愚的冤案越搞范围越大，许多无辜者受株连。负责中央“专案”工作的江青，却夸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要她负责更大的“专案”———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一个。江青要刘叔晏负责陆定一专案，刘叔晏自知干不了。陈伯达接过了这一专案。这样，陆定一专案便由陈伯达主管。
    笔者为了了解陆定一受迫害的情况，曾赴北京，在陆定一家采访。据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严昭告诉笔者，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另外，四位曾为严慰冰诊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连，投入狱中，其中两位大夫含冤死于狱中！
    陆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见影”、“走捷径”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持反对态度，认为那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陆定一受迫害的导火线，则是妻子严慰冰那“五○二专案”。
    所谓“五○二专案”，即“化名信专案”。那是从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黄玫”等，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叶群，像一颗颗微型原子-弹一样，在林府爆炸，使林彪、叶群坐立不安。
    据严昭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严慰冰便对叶群那种骄横跋扈的派头看不惯，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之后，气焰日盛。1960年初，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儿子德德，见到在那里学习的林彪之女林晓霞。林晓霞是林彪前妻刘某所生。严慰冰得知林晓霞连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叶群不许她回去，对她很不好。出于义愤，严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骂林彪、叶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所在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便断定“基督山”即严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便决心“一窝端”，干掉陆定一———其实，当时陆定一本人并不知道严慰冰写化名信一事。
    机会终于到来，1966年5月，在那次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5月18日，林彪在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中，猛烈地攻击了陆定一夫妇：
    有一批，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陆定一，被赶出去了，临时住在北京安儿胡同一号。
    严慰冰和她的胞妹严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陆定一则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陈伯达接管了陆定一专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严重罪行之一。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庭长江华出庭审判，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
    以下是法庭审判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引者注：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关押。这份报告是指正式办理逮捕手续）。报告上“同意”二字经字迹鉴定，系陈伯达所写。出示后，陈伯达说：“这个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没有问题，完全是我的字。这件事情呀，老实说，我这个记忆力太糟糕了，我实在不记得，但是事实俱在。”
    问：“你实在不记得，现在你看过以后，这个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你还提出要把陆定一交给红卫兵审判，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有这个事情……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接着，法庭审问陈伯达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问题。陈伯达先说了三条的内容。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的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法庭还宣读了原陆定一专案组钱光五的证言，以及笔迹检验鉴定书。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人尤其在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的。”
    陈伯达在法庭的答词中，有一句话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当年的心态：“我是在发疯的时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疯”的运动，陈伯达在那些岁月如同“发疯”一样上蹿下跳，以致成为人民的公敌。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七章　打倒陶铸
    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铸压邓小平，后来她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道：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保陶铸。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陈伯达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里的“法宝”，那便是煽动造反派，他们在1967年1月4日，发动了对陶铸的突然袭击。
    那是湖北武汉的“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来到了北京。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所以武汉的造反派组成了这么个“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的“兵团”。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见”了这么个“兵团”的代表，借这个“兵团”来揪陶铸———据云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
    据档案所载，“接见”从1月4日上午1时40分至2时4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
    江青请陈伯达唱“主角”，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来“炮打”陶铸，才有分量。
    陈伯达开腔了：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
    后来变本加厉……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陈伯达和江青火上浇油，在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照片事件”。
    当时陈伯达讲话的原文如下：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引者注：指的是当时“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
    这一“照片事件”，据陶铸夫人曾志说，那是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紧接着，1月10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首都造反派时，再一次发表批判陶铸的讲话。
    在陈伯达讲完之后，康生上台说话了。康生惯于“翻老帐”，历数陶铸在一次次路线斗争的“错误”，康生的讲话中，透露了甚为重要的内幕：“陈伯达同志1月4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我们”指的是谁呢？不言而喻，指的是江青、陈伯达和他！
    面对着陈伯达、江青、康生所发动的“打倒陶铸”的运动，毛泽东如何表态呢？毛泽东讲过两回意思全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回，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康平铸、胡痴。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这段“最高指示”在当时曾被众多的传单所登载：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
    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不过，毛泽东在1月8日说那段“最高指示”时，只知道红卫兵打倒了陶铸，并不知道红卫兵的幕后煽动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第二回发布关于陶铸的“最高指示”。这一回，与上一回的意思大不相同。陶铸倒台后，王力于1967年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据王力回忆，2月10日，他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
    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是当时他讲的最重要的几句。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主席原来没有看到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宣部整理）。看到以后，非常不满。一月份陶铸刚被打倒，主席也说了陶铸很多坏话，但不赞成那么打倒。
    仅仅隔了一个月，2月10日毛泽东的讲话否定了他1月8日的讲话。毛泽东第二回的讲话，对陈伯达的批评是够厉害的。笔者询问陈伯达，他说，他也还记得毛泽东所说的“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批评。
    陈伯达毕竟以“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陶铸倒了。于是，陈伯达也就从“第五号人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个“小小老百姓”，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野心！

及时雨

《陈伯达传》 第三十八章　阎红彦之死
    “中央文革”权重一时，组长陈伯达“管得宽”，不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过问云南省的“文革”。
    阎红彦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
    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
    县人，生于1909年。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陈伯达说，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他相识。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
    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
    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关于高岗。
    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
    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被整得抬不起头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录在案。
    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
    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
    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