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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及时雨

《陈伯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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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
    “杨、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为他几次得罪了江青。特别是“七·二○事件”爆发后,陈再道奉命进京,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冲进来要批斗陈再道,是傅崇碧设下妙计,保护陈再道:把陈再道锁进电梯,再切断电源。造反派们在京西宾馆东寻西找,找不到电梯中的陈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钓鱼台事件”。用江青的话来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奇怪,作为北京卫戍司令,怎么会去“冲”那个“中央文革”?即便去“冲”,怎么只带“两部汽车”?
    “文革”十年怪事连篇。傅崇碧“冲”“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这桩怪事,又与陈伯达有关。
    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东方纪事》1988年一期)中,曾这样写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据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韩书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随即要韩书信连夜乘飞机飞回北京。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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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19:1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虫”“变色龙”运动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
    “杨、余、傅事件”的“余”,即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带的随员便有余立金。毛泽东对金立金的信任,使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极度不快。
    一种奇怪的逻辑,硬把“杨、余、傅”拉扯在一起: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命令,而余立金又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同伙”,与杨成武“勾结”要夺空军的权……
    1968年3月24日晚9时,万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者一色绿军装,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的干部。
    等了快两小时,才见到主席台上出现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
    会议气氛紧张。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作了长篇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历数杨、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树特树”,提及了“冲击”钓鱼台……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彪把杨、余、傅与王、关、戚联系起来了:
    “江青同志有病时,他(引者注:指杨成武)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这么一来,不仅“杨、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关、戚”是一伙呢!
    会议进行到凌晨1时,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讲话,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陈伯达庆幸自己躲避了这场政治灾祸;上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他签发的,王力、关锋为他“替罪”了;这一次“大树特树”也是他签发的,而帐全都算到杨成武头上去了!
    “好戏连台”。3月27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云集首都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哦,何等的“巧妙”,这一回把“杨、余、傅”说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的讲话记录,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谈及了王、关、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挂“杨、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树特树”和“钓鱼台事件”,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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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23:5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
    当陈伯达作完大报告,回到家里,妻子刘叔晏挖苦这位“理论家”。
    从1967年2月10日开始,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次次摇晃。到了揪出王、关、戚,刘叔晏已在那里天天替陈伯达担心了。
    回到家里,心烦意乱的陈伯达和担惊受怕的刘叔晏遇到一起,三天两头吵架。
    好在陈伯达有钓鱼台的十五楼,那“十五楼”甚至成了他的代号———找“十五楼”,亦即找陈伯达之意,他常住十五楼,不大回新建胡同家中。夫妻之间的感情日渐恶化。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
    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刘叔晏几次三番想回北京,可是无法脱身,她只得一直在山东“疗养”着。不过,倒是给她言中了———“文革”的“第六个回合”,所打倒的正是陈伯达!陈伯达被打倒后,她也就在山东被隔离审查……一直到1982年,她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刘叔晏当时对陈伯达很生气,回北京之后,把一子一女都从姓陈改为姓刘。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
    刘叔晏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追悼会,但是送了花圈。七年之后———1996年6月,刘叔晏去世。中共中央办公室人事局为刘叔晏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刘叔晏离开北京之后,陈伯达搬了一次家,搬到了米粮库胡同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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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26:5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二章 “热线”联系林彪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打倒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5个人,真的成了一个“小”组。可是,在这5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在“中央文革”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第六个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寻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结成新的联盟,巩固自己每况愈下的地位。
    靠毛泽东吗?毛泽东当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评,表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来吗?周恩来正气凛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靠不上,“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靠不拢,陈伯达的唯一选择,那就只有与“第二号人物”林彪接近。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本来没有什么“友谊”的渊源可寻。在工作上,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将,也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以后,在“杨、余、傅”
    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要,陈伯达渐渐从钓鱼台“离心”,改换门庭,投向毛家湾。
    林彪呢?在“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日益扩大。不过,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将,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受挤,林彪当然乐于把这么一位“理论家”拉过来。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于各自的政治处境,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来往渐渐多起来,以至陈伯达两口子吵架,也由叶群出面予以“调解”。
    陈伯达与林彪的暗中联系,那“中转站”是叶群。陈伯达跟叶群同乡,况且早在延安就已经有过来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热线”。
    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为陈伯达、叶群之间通话做过一次记录,他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当年的心境: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做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过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
    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做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
    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
    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一个人在暗地哭过……
    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
    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我作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引者注:“首长”指林彪)”
    从那以后,张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电话:“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
    陈伯达不大去毛家湾,怕的是太显眼,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他通过叶群这条“热线”跟林彪联系。三天两头,陈伯达跟叶群之间的电话越打越多,有时一谈就是个把小时!
    陈伯达在电话中闲聊时说了几句想吃海螃蟹,区区小事一桩,叶群却马上以“林办”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运来,送到陈伯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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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3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文革”从初期的大轰大嗡逐渐转入中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把这个厂树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作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这时,陈伯达抓了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紧追“后台”……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发生的。那时,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说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公开信》热情赞颂了在艰难中为国为民分忧的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惊动了谢富治那个公安部。谢富治把《公开信》作为“大案”来抓。
    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才一个来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
    原来,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作案者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
    据作案者说,他自己起草了《公开信》,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了80多份。1967年10月8日后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来到北京外交部街,把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几个邮筒。
    经过公安人员鉴定笔迹及对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厂工人所写、所印的。
    这一案件,公安部的专案人员以为可以结案了。
    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简单,肯定有后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接着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还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开始“追后台”,企图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
    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故意问道:“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谢富治马上点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把话讲得更是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大走资派嘛!”
    陈伯达见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补充道;“你们要追穷寇!追穷寇!”
    在陈伯达作了这么一番“指示”之后,专案组“立足于有,去审讯”。也就是说,先确定了有“后台”,然后“追穷寇”。
    这么追来追去,在1968年12月竟追出了一桩离奇的通天大案———“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在严厉的逼、供、信之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马列)共产党”。据云,“伪党”的中央“书记”是朱德,“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
    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又云,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只是这个假案编造得太荒唐,而且牵涉面太大,又没有真凭实据,专案组追了一阵子,也坠入迷雾之中,无法真正立案。这样,在1969年8月,不得不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不再“追穷寇”了……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严肃的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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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35:17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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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4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
    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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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45:5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六章 毛家湾的座上客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江青呢?
    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
    北京,中南海、毛家湾、钓鱼台唱起了“三国志”: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坐镇,林彪在毛家湾拉帮结派,江青在钓鱼台跟康、张、姚密谋。
    毛家湾是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样是全国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钓鱼台国宾馆那样气宇轩昂。毛家湾在北京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湾分前、中、后三条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墙之内,是一个又一个院子。那里原是高岗的住所。林彪本来住在北京西直门里南草场胡同。自从林彪成为国防部长之后,权重一时,便迁入毛家湾。经过扩建,林彪公馆的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可是在外边只见到堵灰墙而已,老百姓谁也不知“副统帅”住在这里。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往常,当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住在钓鱼台时,江青常常拉他看“参考片”。陈伯达对于电影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为江青往往在看完电影之后开碰头会.陈伯达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如今,毛家湾也放起电影来。陈伯达一反常态,变成看电影的“积极分子”。每逢“林办”来电话,请他看电影,他必定去。
    从米粮库胡同到毛家湾,小轿车十分钟就到了。不过,陈伯达的车子总是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车子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
    每次来毛家湾“看电影”的“观众”,无非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已经很明显地形成他的集团了。每一次“看电影”,都成了林彪集团的一次秘密约会。林彪,是中共九大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正是羽毛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子。
    “九大”一结束,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又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今后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去了。
    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后来,当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叶群却又神秘地离开北京毛家湾,飞往苏州。林彪瞒着江青,也不惊动在上海的张春桥。
    可是,张春桥迅速得知苏州来了一位“大人物”,并马上电告江青。
    林彪刚刚抵达苏州,江青就“追”来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来,弄得林彪极度不快。
    林彪秘书张云生记述了林彪与江青的这一幕争斗:
    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
    其实,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这两份文件送给林彪。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两份文件,不予理睬。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林彪怎么办呢?他又写了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林彪又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压了下来……
    毛泽东、林彪、江青在演出颇为有趣的“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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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50:43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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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2:56:1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八章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国家主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明文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唯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义,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其实,关于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位,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态度并不一致:
    毛泽东四次申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态度非常明朗;林彪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另三名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则从不同的角度,主张设国家主席。
    1998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第一次透露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真实情况:
    “(1970)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就是说,在五常委之中,四人赞成设国家主席,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四常委最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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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23:07:3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传》 第六十九章 兵败庐山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史敬棠告诉笔者,他当时只知道执行公务,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为什么急于要寻找这些关于“天才”的语录。
    虽然史敬棠20来岁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毕竟只是做秘书工作,高层的政治风云对于他来说如同庐山迷雾一样难知真谛……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
    与林彪、叶群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这位“军委秘书”酷肖林彪。他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他已改从新主,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
    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相”来了,“将”也来了,除了黄永胜留守北京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前来林彪下榻之处密商。
    ※※※
    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
    ※※※
    据吴法宪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云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他一上庐山,就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往密切:“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翌日———8月22日,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常委会上似乎风平浪静。毛泽东重复他在中共九大召开时说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团结”,显然是针对着存在不团结的现象而说的。
    周恩来则对明日大会开幕式怎么开,三项议程怎么安排,谈了具体的意见。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中午,正准备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陈伯达的电话,要他立即去一下。据史敬棠对笔者说,他到了陈伯达那里,见陈伯达桌子上放着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伯达指着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见,要史敬棠当场按他的意思写成新的条文。写完后,陈伯达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后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改毕,陈伯达让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不知陈伯达为什么如此着急要拟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新条文。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雾中庐山拉开帷幕,原定3时开会,但直到3时45分才正式开始。
    周恩来根据昨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三项议程,谈了会议时间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
    就在周恩来讲毕之后,林彪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一讲就讲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叶群仔细研究了一番。
    林彪在讲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开场白之后,像往常一样,摆出“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的姿态,颂扬毛泽东,颂扬“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说着,说着,渐入“正题”。
    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林彪鼓吹了一番天才论之后,很含蓄地谈及了国家主席问题。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师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林彪所说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提法罢了。他的这段话,婉转地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林彪的这一席话,向毛泽东公开挑战。用“文革”的惯用语言来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的讲话,打的是颂扬毛泽东的旗号,骨子里却在那里反毛泽东。毛、林从“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虽然有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而林彪的这一突然袭击式的讲话,却是一个转折点。
    ※※※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
    24日的黎明,悄然来临,林彪的“将”和“相”们虽然忙了一夜,却早早起床了,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副统帅”昨日一马当先,今日他们便要上阵厮杀了。
    一早,叶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转告“将”和“相”。她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谈了以下“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
    “导演”如此详细规定了“演员”们的台词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演员”们一齐动作起来了。那份连夜赶印的论“天才”的语录,出现在各小组会会场。
    “陈伯达回忆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陈伯达当时是跳得最高的一个。他先是以“理论家”的架势,谈论了一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光辉,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张春桥: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叶群在中南组,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在西南组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张春桥:“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于“副统帅”事先统一过口径,所以“相”和“将”们步调是那么的整齐,全线出击。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这期简报由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在24日晚10时多签发付印,25日晨向与会者分发。
    24日晚,陈伯达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由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
    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共24页,上万字,陈伯达作了精心修改。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
    “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
    ※※※
    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庐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林彪的头脑热了。林彪的“相”和’将”们忙于加温。可是,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
    那是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找去,毛泽东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庐山的气候瞬息万变,25日上午,叶群获知重要情报:“十一楼”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
    据云,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又据云,毛泽东让江青回去,只见张、姚……
    毛泽东跟张、姚说些什么呢?叶群不得而知。不过,她猜得出来,张春桥是被“揪”的人,显然向毛泽东求救!
    毛泽东如何“裁决”,将决定庐山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庐山会议将是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将大获全胜;倘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各组照旧讨论。
    毛、林、周、陈、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倘若从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动突然袭击,到25日下午毛泽东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连头带尾,不过两天半时间,一下子便兵败庐山。
    林彪集团丢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闷闷不乐回到住所,一声不吭,脸色刷白。
    叶群———吩咐秘书道:“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
    陈伯达———如今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
    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
    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
    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
    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唯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谈话很简短。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
    毛泽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
    正式发表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真实透露雾中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直到一年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人们重读公报,才明白是暗示着批判了“天才”论和林彪、陈伯达的分裂主义。
    1989年9月20日,已经刑满的85岁的陈伯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前笔者采访他时,他一次又一次提到:“我的罪恶是重大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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